没过多久，SARS病在香港大量出现，当时正值我母亲买好了机票准备去香港和内地探亲。旅居在澳州的姨妈天天给母亲打电话，报告SARS的新动向，劝她放弃去香港的计划。母亲拿不定主意，天天打电话和我商量。为了了解到第一手情况，母亲给国内的亲戚朋友打电话询问SARS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在这儿过得好好的，你们美国那么慌干什么？”“ 不要听信海外反华势力的报导。我们这里挺好的，回来不会有问题的”……。从他们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不知道ASRS病蔓延的真实情况，因而对我们的忧虑反倒不理解。
母亲在去与不去之间摇摆着，直到SARS在香港发展越来越严重了，母亲终于放弃了去香港和内地探亲旅游的计划。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了有关SARS在北京蔓延的报导，我先生当时正在北京做生意，我开始为他担心。然而我先生对海外的这些报导并不重视，说我是在听信小道消息，劝我不必紧张。我给他寄了几篇西方媒体关于中国政府封锁消息的报导，他没有回音。几次在Email里和电话中，我对他说：“我是你的太太，我怎么能不为你担心呢？” 直到有一天，也就是在北京的军医蒋大夫把真相公布于世后，先生的口气有所改变，他终于相信SARS在北京是真实存在的。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普遍对SARS的恐惧心理。
然而，SARS真正影响到我在美国的生活是当我开始安排我先生五月份的回美探亲。首先, 出门探亲访友是不可能了，因为带着一个刚从SARS高发病区来的人，到别人家住宿太不负责任了。
于是我们取消了旅行计划。然而，留在家里也不是件容易事，先是女儿的中文学校不能去了，因为学校规定家里有中国来客的两周内一律不准去学校。其次，平时来往的朋友亲戚也都告知在那两周不与我们来住。我的邻居开始担心她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坐同一辆校车上学，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公司建议我在家工作两周；我的父母建议我在我先生回来期间带小孩避一避；我开始考虑在先生回来前把菜都买回家，以免左邻右舍碰到我紧张；还有母亲节的礼物，务必在先生回来以前寄走，免得别人收到会紧张。……总之，我的生活被打乱了，我们真的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
但是，我并不抱怨这一切。因为假如我们多一点麻烦能给更多的人带来安心和安全感，我是心甘情愿的。许多亲戚、朋友，直接或间接地对我们表示关心，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然而一天，我间接听到一位朋友说：“SARS没什么，中国那么多人，不就死数十个人吗？”。甚至有朋友认为政府掩盖病情的真相是合理的。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让老百姓知道实情中国要乱了，似乎以几十条人命的代价换取当权者所谓的稳定是理所当然的。我的心开始抽搐，开始想这一切的发生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我们对SARS的抵抗的办法就真的只有隔离吗？难道我们自身的抵抗力就是抵抗SARS的唯一的保证吗？SARS难道只是天灾，而不是人祸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怨天载道之外，是不是应该找一下自己的原因？
SARS是可怕的。然而被谎言欺骗下对一切都麻木了的人心也是可怕的。假如中国人不再把对自己政府媒体的不信任变成对一切都不相信的冷漠态度，而是把它变成一种对自己，对同胞真正负责的心，假如更多的中国人对谎言有识别能力，有勇气说真话, 假如中国人不再把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大声疾呼看成是“反华” ，假如中国人不再把天赋人权和政府给的权利等同起来，假如我的公公，我母亲的朋友，和我的先生当初听到海外亲友有关SARS的真相时，能客观地接受信息，采取措施，而不是盲目地排斥，假如中国有更多的蒋大夫站出来，那SARS还会象今天这样猖獗吗？
但是我并不责怪我的中国同胞。我的心深深地为他们痛楚着。我看到了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谎言中，很多时候已经失去了对谎言的抵御和鉴别能力。而当他们失去了这种抵抗力之后，他们才成为SARS不幸的牺牲品。我也更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政府来撒谎其结果是多么地可怕。
所以，抵抗SARS不仅仅是一个隔离SARS病人，增强肌体抵抗力的问题。真正需要隔离的是那些撒谎的人，真正需要增强的是人们对谎言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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