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的重创，和1991年苏联解体引起的震惊，北京一直在寻求通过促进消费来努力使它的马列主义维持下来。这确实发挥 了作用。
但是中国依然缺乏领袖选举制度以及新闻自由。中国的最高领导者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封建帝制的继承者。中国的百姓在敏感问题上依然被蒙蔽在黑暗中。他们相信的是金钱而非他们的头脑。
在毛泽东的时代，毛使民众既没有钱，也无法得到真实信息。在1976年，毛死之前，大地震袭击了北京以东的唐山市。全球的科学家都知道那次地震有多强烈，但北京隐瞒了实情，并拒绝了美国和联合国的援助--虽然那是确实需要的。直到数年以后，政府才公布那次地震中有24万人丧生。
如果北京能把人民的生命置于它的面子之上的话，那有多少从唐山的地震废墟中被挖出的人能够有幸活下来啊？ 沉默和拒绝的姿态显示出它的封建帝国面目。对中国的皇帝们来说，地震，洪水，饥荒，瘟疫--甚至是坠落的陨石--都最好不要被提起，因为许多中国人相信它预示着一个朝代的衰落。毛自己，一代新的帝王，在他的共产主义理论之外，也把政治和中国传统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北京要把唐山地震事实掩盖起来的一个原因。
在毛死了15年之后，我曾在一个中国的同性恋者带领下去一个天安门附近的一栋灰墙建筑里参观了一个未公开的爱滋病展览。包括照片和卡通片。大标题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滋生了一种新的可怕疾病。
几年以后，爱滋病却成了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它并非是在北京和上海由那些“颓废”的西方旅游者传染给了“无知”中国青年，而是在种植着罂粟的中国西南靠近缅甸的边境上爆发。因为中国农村的大量卖血者，使得本来与毒品有关的爱滋病问题更加严重了。而在一开始的时候，北京却对全世界宣布说中国没有爱滋病。
说假话可能危胁中国的“稳定和统一”，就如同报导出坏消息一样。可是不用说，对SARS问题上的公开、透明，确实要冒着在平民中引起恐慌的风险。
开始，在SARS在去年11月在中国广东南部爆发的时候，北京的反应非常类似它在处理爱滋病时的态度：不给任何消息，可能的话就指责中国以外的国家，并有意低估国内病案数量。
几个月以来，中共的声明中都没有把疾病情况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报告给全国范围的医疗负责人。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从中国南方传到了香港。在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北京交待实情的时候，疾病已经传到了全球许多国家，死亡人数也在攀升。今天为止，SARS已经出现在27个国家，至少有417人死亡，其中一半是中国人，据估计被感染的人数为6，000人。
在医疗上至关重要的头几个月，中国的记者们被告知不要写任何关于SARS的文章。而在已经很迟了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的小组开始在中国工作时，他们却不被允许进入广东。他们所得到的是中国方面关于案例数量和死亡状况的虚假统计。许多的北京病人被送入军队医院， 而应付世卫组织的卫生部则没有从军方获取数据的权限。
两周以前，就职数月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宣布了SARS谎言的结束。上周在曼谷，在亚洲关于SARS的紧急峰会上，温家宝说“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表现出“坦率的精神”。胡、温一定已经认识到继续隐瞒的手段只能导致人民对政府的疏远和邻国的愤怒。然而，即使是这样部份的公开消息对经济来讲也已构成危胁。自从胡、温改变了对此问题的方针后，上百万人逃离了北京。学校，商店和娱乐场所都背关闭或有一半都是空的，没多少人。
同时，中国的高层领导们都被SARS搞得恼火不已。一次地震只是袭击一个地区。而SARS已经扩散到中国的24个省。爱滋病的传染需要通过冒险的行为(输血，注射毒品，不谨慎的性行为)。SARS却能够埋伏在任何一辆通往中国各地的火车或飞往亚洲其他国家的飞机上。
但是，SARS极有可能间接地动摇这个政权。如果它扩散到了农村，厂矿或内陆人口密集的地区，有两种情况可能发生。在SARS病毒被发现的初始阶段的错误还可能在这里被各层大小官员们重演一遍。经济可能会停止增长，失业率上升。北京将在它的可信度(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关于SARS？) 和它的关于经济繁荣的承诺(你承诺我们的富裕生活呢？)方面两边受敌。
虽然北京转向坦率公开，而与国际的合作也可能会有效果。但是它避免不了给人一种矛盾的印象，一方面是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一方面是它古老的独裁政治模式。
现在隐瞒事实所造成的潜在代价比起毛的时代来是要巨大得多了。许多中国人在政府的宣传之外有了其他的信息来源。即使是北京也无法阻止这种现代化的步伐。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健康既是个人的问题，又是全球的问题。中国要想对外资开放，可又不说实话是不可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最终是不可分的。
在SARS问题上，北京对香港也通过各种方式插手，所谓的特别行政区也被北京公开的或口头的命令所左右着。中国在说假话，而香港最终遭殃，到目前为止已有170例SARS病患死亡。
当权力和事实都掌握在同一些人的手里的时候，言论自由的安全阀门就没有了，腐败丛生而无人敢言，医学也被绑起了一只手。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复杂社会中，信息的管道随统治者的意志被开开关关也许可以延长这个政权的生命--如果干得聪明的话。但是，当只有一个独裁者来决定怎样是对与错，怎样是安全和危险的时候，这个风险性可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SARS消失得快的话，北京又会有机会逃脱责任了，就如同其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一样。但如果疫情侵入了没有任何医疗防范措施的农村，经济的下滑将打破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承诺，那时就看民众是否还乐于在政治上继续装聋作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