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今天上午11点钟的时候，在通常由戴安娜·瑞主持的采访节目中采访美、中专家，同时连线听众，谈论SARS传染病的问题。因为没有从头听，不知美国专家和中国专家分别是什么人。但是听见那个中国专家为中国辩护：两个星期以前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了。但是由于全球化趋势，病的传播变得不可避免。人们不应当抱怨中国，而应当抱怨这个传染病。正如八十年代，中国抱怨美国传播爱滋病不公平一样，今天人们抱怨中国也是不公平的。如果要抱怨，应当抱怨这个疾病，而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大意如此)
开车时候会经常听“NPR NEWS”的戴安娜·瑞的采访节目。但是这一次我为她的替手(她暂时不在的时候，节目主持人通常由替手接任)没有找到一个有力量的中国专家采访而感到十分遗憾。为什么不采访中国爱滋病防治专家万延海？为什么不采访真正明白这个传染病如此迅速扩散之原因的其他中国人？也许这些人英文不好？但是这样重要的节目和话题，难道可以让语言沟通成为真正的阻力吗？
用美国人通常的话说，那位中国专家的回答和辩解“无关痛痒”(Doesn’t make sense)。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由于中国政府长期隐瞒情况，才导致这个疾病大面积传播。对于美国人而言，应当谴责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们自己就是中国政府的受害者，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罪过！用“全球化”这样的说词来辩护实在牵强附会。就通报情况，开放有关病情的咨询，采取隔离措施，警告国际社会提高警惕，这些跟“全球化”的世界秩序有什么关系？更进一步说，正是由于对内对外都封闭信息渠道，封锁消息，反抗“信息全球化”的趋势，才导致这个疾病全球传播。几十天前，广州一位官员竟然还把这个疾病的情况，说成是“国家机密”。
美国人是到了把“中国”(China)这个词要么换成“中国人民”(Chinese People)要么换成“中国政府”(Chinese Government)的时候了。半个世纪以来，什么时候这两个东西合二为一过？什么时候中国政府代表过中国人民的利益？什么时候中国人民表达过他们的意志，承认过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呢？什么时候中国人民有过哪怕是另外的一个政府政党可以选择呢？什么时候中国政府允许过老百姓当家作主，自选政府呢？从来没有。以至于很多中国人已经没有了选举意识，淡化了自己作主的要求，感觉不到吃喝拉撒睡一直被管制的现实。这种现象，正如美国人以为民主自由乃是他们生活中的空气阳光和水一样理所当然，他们往往需要来自别的世界的移民提醒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有多么好，这个“好”有多么重要。费城法院的那位移民法官每一次在新移民们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之后，都要在自己的讲话中告诉这些新移民：正是由于你们的到来，才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所享有的自由是多么宝贵，而我们自己却常常忘记这一点。中国人常常忘记的是：你的政府从来没有代表你。它在台上五十多年如一日地代表它自己，它不是你投票选举的结果，它是自己拿着枪打上台去的。它多年前就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不是“选民意志里面出政权”。
那位中国专家鼓励美国的电话听众对中国要有信心。他举例说：八九年那么震惊世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中国都没有跨掉；九八年那么大的洪水，受灾受难、流离失所的人那么多，中国人也挺过来了；这次，中国也一定会挺过来！我听了这样的话，感到空前的大脑休克！我认为这个中国专家实在是一锅浆糊，只要为了爱中国(政府)，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它不粘，而且粘的乱七八糟。什么样的搅和棍子才能把一锅糊糊搅得这样糊涂呀！
也许应该打进电话去，替他补充几句：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政府高征购粮食导致的大饥荒中，中国饿死了四千万到六千万人，中国怎么了？不是也挺过来了吗？中共建政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一百多万人受难不是也挺过来了？后来中共党内“反右倾运动”近四百万人受诛连，不是也好好的？后来中国的“文革”期间，有数百万的死难者，近千万的冤狱冤案受害人、上亿的受诛连者，这么庞大的数字，中国又怎么了？中国人不是也一路踉跄到如今吗？中国49年以后这些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两倍，不是也挺过来了吗？上个世纪“种族屠杀”、“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这三项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中，“共产主义”死亡人数高居首位，而共产主义世界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又是高中最高，中国人不是照旧苟活到如今吗？在这样地狱般的世界里，有了如此“伟大”的记录和如此隐忍的人民，一个“非典型性肺炎”，你们世界为我们担心什么？担心你们自己个儿吧！
我为那个中国专家的无知、冷酷感到十分惭愧，为他的浆糊感到大脑缺氧。
由于故乡的政府刻意隐瞒的瘟疫真相导致严重后果，我的花粉过敏今天可能吓坏了地铁上周围的乘客，他们不到我身边的座位来落坐。好不容易坐了一个，是和我一样的亚洲面孔。然后，我身后的一个着装花实的老太太，提前站起来，走到远离我面前车门的另一个车门旁边站好，准备下站下车。下站正好我也该下车。下了车，我想我应该躲开这个花花的老太太，免得她持续担惊受怕。她又不明白问我，我也不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告诉她我不是SARS。但是在出那个车门的人中，我没有看到那个花老太太。她显然在注意我，显然发现我下了车，所以她认为自己没有必要下车了。无论到哪一站下车，我知道她下车后头一件事情就是先洗手，而且密切关注自己的体温和身体其他状况，弄得不好，还得上医生那里去门珍。她着实让我吓着了。出了地铁站，我直奔CVS。咨询了一个专家，买了一包控制花粉过敏的药片。从来忌讳药的我可以挺过花粉过敏，从来在灾难中只有自求多福的中国百姓必须挺过“非典”，但是美国人挺不过那个中国专家的大言不惭。今天有消息说，在多伦多的加拿大人已经把那里的“中国人”直呼为“SARS”了。
(黑色日记，2003年4月22日)
作者为记者、作家，现居美国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