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们几个谈了以后，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们我的建议。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在散播恐怖谣言了。
首先，我没有在开玩笑。我们的健康保健系统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香港没有一家医院是为管理在空气中传播的传染病设计的。包括PMH监护病房的五名医生在在内，还有３０名PMH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过去的一周内患病了。其中一名在UCH监护病房的人今天发了高烧。UCH和PMH已经不能再对待处理更多的SARS。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医生和护士们）正在两家医院中被训练来进行更多的监护。每天都有４０多个SARS病人.不知道又有多少的病人、带菌者、或温和症状的病人，全都在你的身边。我可以预料如果病菌找到了适合的环境，那将会有进一轮的大型爆发。不要说我太悲观。我每天都和那些SARS病人们接触，而且我和其中一名在厦门花园的受害者有紧密的接触。当你看到监护病房的同事们虽然在非常严实的保护下却一个又一个地被疾病给感染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许多我的同事为了不给家人带来传染，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把自己给隔离了。这是一种非常容易感染的疾病（不像疯牛病或者是AIDS)，你可以拒绝任何牛类产品或者是不安全的性接触，但是你不能拒绝呼吸空气。
这绝非一般的非典型的肺炎（Legionella, Chlamydia, 鹦鹉热，等等）。我们并不害怕非典型肺炎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很少见，可以治疗，而且大多数都非常温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香港人没有得病但是我可以保证如果你接触了一名带菌者或者病人，那你就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机会受到传染。如果你很幸运的话，你就会感到温和的得病后的症状。
第二，“专家”和政府正在向公众传播错误的信息！
我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控制疾病的方法，尤其在我们的背后，有像中国那样大的一个病毒水库。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我们可以在未来的几个月中控制疾病，但是它会一次又一次地在冬天的时候返回来。那将意味着SARS将会变成全国流行／传染性的疾病直到我们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群都带菌而且形成了药物的免疫力。没有像加拿大和新加坡那样的严厉彻底的尺度，疾病就不能被控制。我可以想象到这个病将会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不发达的国家导致高机率的死亡人数，像印度。
我想你们没有一个会那么天真的相信中国的统计数目，我们的政府和“专家”。每个人都说这个病可以治疗，死亡人数仅仅是百分之四到五（根据中国的数字）。如果你还年轻，你有百分之十的机会要求插管和通风。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病患发展成肺炎并且最终重新治愈了。对于青年成人来说，死亡人数在几个百分比之间，你是对的（今天有一个三十多岁左右的受害者死了，他们今天没有提及致死患者的年龄）。对于那些死里逃生者来说，那些长期性的机率性的肺部并发症包括慢性妨碍性的肺病，纤维变性和支气管扩张。我们现在接受了很多社会上的病患。对于那些在50-70岁间的，死亡人数非常的高（百分之三十左右）。
看到每个人都在用消毒液体清理每件东西我觉得很可笑。每个人(包括很多无知的医院管理者甚至医生)都在强调洗手、个人和环境卫生！为什么会这样？都是因为政府和“专家”说冠状病毒只能存活几个小时，而且疫情爆发是因为“洗手不够”。
你可以把你自己整小时地泡在消毒液中，然后继续你在医院里的社会活动，我保证你几天后会发烧。政府和“专家”不敢承认这种疾病带有“空气传播”的因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观察和逻辑推理，主要的传播途径还是飞沫，然而病毒在特定环境下表现出象空气传播性疾病的特征：比如在病人的近距离，他不需要咳嗽、打喷嚏或讲话就能把病毒传给你；医疗设备加速传播并促进形成活性病毒颗粒，包括喷雾器(医用)、持续呼吸道正压给氧等；在通风不好的环境如电梯、飞机里传播快；在病毒密集区如SARS病房、ICU等亦然，AMOY花园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不是说洗手及个人卫生不重要，但是相对我刚才提到的因素，这些只是第二位的。我刚才提到，我对Ribavirin的效果持保留态度。加拿大和新加坡正在应用Ribavirin但未附加激素，你可以看到高插管和死亡率。类固醇激素在减轻肺损伤方面的确有效。而Ribavirin只有轻微效果甚至安慰剂作用。它或许可以短暂增加近期存活但是对整个病程的效应尚不知晓 (或许增加疾病的慢性程度或增加病毒携带状态？)
我不想劝说你限制社交活动，但是你应该避免高危地区和人(比如医院和我)。在人群密集且不通风的环境尤其要小心。使用N95口罩而不是外科口罩。
最后，每个人都在期望病毒在经过在人群中传播后会变得向良性发展。根据目前的观察，这种可能性不大。AMOY花园的感染者病情非常严重。15%以上的病例需要插管和ICU监护。我想可能和剂量及途径有关。我所在病房有三个医护人员感染并已有轻微症状，胸部X射线检查显示局部区域有轻微改变，尚没有出现其它SARS的典型症状。我们的化验室太忙了，无法为我们作血清学测验。我们在思考是否我们中多数人已经感染了这种病 (因为我们有防护措施，因此剂量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