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新领导人中并没有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的身影。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仅仅是保守的七十岁领导人的追随者和继承人，另一些人虽然相对温和，但是并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改革的主张和对外政策的新构想。特别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江泽民仍然控制着中国最高领导的人事安排，控制着中国的军队、外交和对台湾的方针。这不仅是当前的政治现状，而且至少是今后五年的政治状况。如果不创造充足的政治压力，这种灰暗的政治状况很可能持续得更长。
“春天”还远？
当前的全球的战略重点是打击恐怖主义和反对流氓国家。有一种看法是，为了换取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可以对中共政权的劣迹减轻压力或装作没有看见。但是这种看法忽视了共产主义同恐怖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同流氓国家的利益联系。
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崩溃后，东亚共产主义的主要盟友实际上是形形色色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和流氓国家。东亚的共产主义通过支持和利用这些国家，干扰和对抗民主国家，为延长极权统治争取时间和空间。
美国911事件的突然发生，也许给了东亚共产主义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因为9-11事件迫使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将战略重点转向打击恐怖主义，不得不暂缓促进几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制度转型。所以，国际恐怖主义存在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利于共产主义的继续生存。这就是中国始终没有认真加入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列，始终偏袒伊拉克和朝鲜的真实原因。
中共政权内部不存在民主改革的实际动力，但是这一点并不说明民主国家可以对中国的制度前景不闻不问。在基本消除了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的急迫危险之后，民主国家需要对中国提出向民主制度过渡的总体要求。这种过渡应该遵循世界主流文明的民主标准，而不是过份迁就由共产党人定义的“中国特色”。
认为随着中国国内私人经济的增长和更多的外国资本以及外国商品的进入，中国将自动走向自由社会和民主变革，这可能是一个片面的估计。共产主义国家的特点是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而不是相反。只要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存在，它就不会允许私人经济成为主导，就不会允许中产阶级成为一个独立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就不会允许外国资本和外国商品同共产主义的国有经济展开真正的平等竞争。所有已经转型的共产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私人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成长导致了制度改变。恰恰相反，所有已经转型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首先进行了民主改革，然后通过民主改革促成制度改变打开了私有化的大门。中国也只能走同样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