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一个独特的世纪，二十世纪的独特并不在于发生了世界大战，而在于人类第一次企图用暴力革命、按一个头脑设想去全面改造社会，如同一个人企图按头脑的想法改造自己的内脏器官一样。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就是凭借革命暴力和国家政权，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社会的“主义”。当我们拉长时间尺度观察时，我们会看到，共产主义的出现是公元后第二千纪人类史的插曲，这是十九世纪殖民主义扩展过程中，一些“欠发达国家”为抵抗殖民化和自由贸易而作出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就成了自我保护的“无形围墙”，“柏林墙”不过是这一围墙的可见实体。
六四”是二十世纪历史的转折点。如果没有“六四”，“柏林墙”就不会在“六四”后五个月倒塌。“六四冲击波”形成了二十世纪末的一场“大旋风”。“六四”后三个月，匈牙利开放西部边界，两天中就有一万多名东德人经匈牙利、奥地利逃往西德。“柏林墙”一倒塌，两天内又有七十五万东德人涌进西德。
“六四”引发的全球性巨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苏联东欧，导致了“一党专政”的崩溃。在中国，导致了共产党政权主动放弃计划经济，并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经济的发展敞开大门。在西欧与北欧，导致了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的一度减弱。二十世纪的全部历史表明，用国家政权力量强制推行“全社会公有化”并实行“计划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在这一历史巨变中，可以看到两种模式，一是由“非共政权”推动“非共化”，一是由共产党政权推动“非共化”。在“六四”冲击波从苏联、东欧传回中国后，中国成了第二种模式的代表。
有人把“八九民运”称为“六四民运”，事实上，“八九民运”与“六四”是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事件。“六四”不是“民运”，而是一场对手无寸铁、和平抗议的学生、工人、市民的大屠杀。“八九民运”是学生为主体的伟大民主运动。如果说“八九民运”属于中国的话，那么可以说，正是“六四事件”影响了全球。“六四”也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变。在这一“巨变”中，有着赵紫阳、鲍彤受冤屈和失去自由的代价，也渗透了丁子霖的儿子和“六四”所有死难者的鲜血。
北京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我与社科院的栾文华、李惠国、刘长林是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历史的记录者。陈小雅则是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历史的记录者。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还被官方认定为“反革命事件”时，我把当时写成的书稿送到人民出版社，但当时未获出版。一九七九年三月，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三周年时，我们由六人合写的《四五运动纪实》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发行达八万册。我深知记录一件历史事件的困难。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在规模、涉及人和事的复杂性以及其他方面远远超过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一些事情的真相还被掩盖着，没有想到，陈小雅竟然能在北京、在“八九民运”被视为“动乱”、“六四屠杀”硬被说成是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及其艰难的情况下，写出了《八九民运史》。作为两次天安门事件历史的记录者，我们书出后的命运也不相同。《四五运动纪实》出版后，我开始参加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并担任了筹备组负责人和所长。而陈小雅，为了记录震撼中国和世界的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竟遭到了社科院和政治学所实际上的“开除”。这就是为“历史”，为信念，为正义而付出的代价。
陈小雅说她是“兰克的信徒”。我读到王晴佳在《西方的历史观念》中谈到兰克“如实直言”格言时所说的一句话，“有一个信念却始终存在于他们心中：历史真相是存在的，它的全貌的揭露，也是指日可待。”这句话，看来正是《八九民运史》和《“八九•六四”研究文集》作者陈小雅的写照。
2003年3月8日写于纽约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前所长，现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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