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我来到了东南海之滨的厦门市，对这美丽、经济发达的特区城市进行观光、考查。原定的行程目标是，考查完福建之后，再南行至广东、海南等省，以寻找一份适合于自己的工作。
我虽然有大学学历，留过6年的学，又擅长写作，但由于思想的不同性（倡导民主、民权、民运学说），在家乡长春市是找不到事可做的，只能够花可怜老父母的退休金，而且居住、出入还要受到监视和限制。
这次，我仅因游览了风景区，就坐了15天牢。
1月10日，我乘游船观光了鼓浪屿、大蹬、小蹬岛。在我游兴正浓对观光景点进行拍照的时候，忽然有一群全副武装的边防战士，威风凛凛地向我冲来，吓得周围的游客顿失游兴。为首的一位大概是营职的军官在坐阵指挥着。我懵然不知道为何要抓我。我向这位营职的军官解释道：“我只是一位普通的游客，没有作错什么，不知道为何要抓我？”这位军官赶紧让我闭上嘴，说：“我们早就知道你是谁，你不用再作任何的解释。为了找你，整个边防部队都出动了，找了你二个半小时（夸大之辞）”。随即，他令人给我戴上了手铐子。
在车上（有数辆车紧随），为了防止我出意外，不仅给我铐上了手铐子，还在我身上绑上了绳子，并不断地威胁我说：“你不要乱动啊！你要乱动或有别的想法，我的拳头能打碎你的颧骨！”，话音落下，身边的战士紧紧地挤压在我的二肋，使我动弹不得。
到达边防驻地之后（边防支队），他们就马上整理我的材料（情报处提审，安全局的人也在场）。他们以神速的方式、没等提审我完、没等容我说完，整个材料就已经准备好了。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自然，我就不是我了；我的手也就不是我的手了；尽管我奋力抗争着，手铐子将我的手磨出了道道血印，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操控了我的手，在每一页材料上按上了手印。
随后，他们拿着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同安公安分局姜建新局长开的以偷渡罪行政拘留15天的拘留单，将我送到了厦门市第二拘留所（后溪拘留所）。在前往拘留所的路上，本应该1个多小时的路，却走了4个多小时，因为他们还得到我4天来住过的店家进行调查、盘问，想从中查出更多的东西来，想使更多与我有往来的人受到牵连，以彰显他们的业绩。前车引路（边防部队也不知第二拘留所在何方）后车紧随，终于将我押送到了第二拘留所。
我也感受到了受拘留的滋味，尽管以前有过2次（98年北京一次，99年5504兵工厂一次），但那都是软禁，住的是宾馆，吃的是山珍海味，是享福，而这一次却是受苦，却是遭罪。15天的拘留生活，使我品尝到了受冻、受饿、受累、受体罚的滋味，将我这样一位思想家、民运学者与偷盗、骗子、嫖娼、打群仗者同关一室，使我体验到了人世间的屈辱。15天的拘留生活而且还时常有录像、录音的采访，政治囚徒与普通犯人每天生活在一起。15天的拘留生活使我更增加了对魏京生、徐文利等坐了10几年、20几年大牢的杰出民运人士的景仰和尊敬。
1月25日，到期的日子到了。我结束了这15天恶梦般的生活。别人到期能够恢复自由，轻轻松松地走出大牢。而我到期却仍然得由部队押送着，得将我交给专程由长春乘飞机飞到厦门的市局一处的公安们，仍然还得戴着手铐、忍受着由厦门到北京、再由北京换乘公安的专门汽车11个人押送的颠簸之苦。
1月27日，在长达50个小时旅途之后，我终于回到了长春市。我被关押在我的居住区所在地南关区分局，由它的政保科和一处的公安看管着。28日，我被一处及政保科的人强行送往省公安厅所属、位于公主岭市的安康医院作精神质量鉴定，在确定为一切正常之后，由我的哥哥负责担保于1月29日下午将我释放回家。
解放军为何要抓我？谁又能够调动了解放军？尽管我是一位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思想者、作者，一位与民运人士有着某种联系的民运学者；我此次到厦门却纯粹是为了寻找工作，与民运及政治毫无关系的。此次解放军抓我、并以偷渡罪名栽赃我，让我坐上15天的牢，显然其主要的动因并不是为了折磨我，因为我们党及国家对我还是很宽待的。99年“6．4”10周年的时候，他们将我请进5514兵工厂的宾馆里（神怡宾馆，是朱镕基总理98年来住过的地方），又是山珍海味，又是豪华包房，众干警与我觥酬交错，警长、所长睡梦相伴。
此次解放军抓我的真正动因是想从我所携带的、与民运名人有往来的资料中，发现些什么，尤其是我此次到厦门都与何人接触，希望能够从中找到更多的打击目标及对象。然而，此次解放军失望了，他们除了获得我近年300万字的著作光碟软盘及对我胡乱的录音、录像之外，别的一无所获。这些东西在10几次的搜家过程中，早在公安一处掌握之中了。
那么，又是谁让解放军抓我呢？又是谁能够调动解放军呢？是公安局？安全局？还是更有可思议的部门？更有趣的是，在解放军给我开的拘留单中，他们将栽脏我的偷渡罪的偷渡方向都给写错了。我是在大蹬岛被抓的，他们却在拘留单中把它写成是我于9日偷渡到台湾的小金门海域，于10日在大蹬岛将我抓获，而大蹬、小蹬岛面对的方向是大金门，离小金门远了去了（小金门是在鼓浪屿方向）。我如果渡过了台湾海峡还回来干嘛，等着第二天被人抓？那一天一宿我又到哪里去了？况且我连鱼船和鱼民都没有见到。这样的栽脏岂不荒唐！
我要依法上诉，维护我的人权。此次解放军对我的监禁，显然是侵犯了我这自由公民人权学家至高无上的人权。我此次被解放军监禁，竟然有20余天（拘留所15天，在路上及在长春关押5天）没有与我年迈八旬的老父母通过一次电话。年迈的父母天天想、夜夜想，以为我出了什么不测，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要起诉解放军厦门边防支队对我老父、老母精神上的打击所应承担的责任。在我走出拘留所之后，从法律的意义来说，就应该是自由公民了。但长春公安强行将我押解回来，并强将我押送到分安厅所属的安康医院，而且1,000元钱的车旅费及1,000元的安康医院的检查费，还强行由我个人承担。我要依法起诉长春公安对我的人权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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