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官举起的是砖头而不是法律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法律信仰的缺乏或流失。关于案件的改判情况，我们无法知道得更多，但是非此即彼，其可能无外乎两种：改判公正或不公。假设是公正的，则无异表明先前的判决存在不公。对于一名法官而言，由于违背程序正义或出于其它原因导致判决不公正，当然谈不上是对法律精神的追求以及对于法律威信的尊崇，对法律自然也就毫无信仰可言，更何况在改判之后法官本人竟然“砸屏”泄愤呢；反之，假设改判是不公的，则改判者心目中有着怎样的法律信仰，不言而明。更为严峻的是，当一名法官面对不公正的改判而无能为力，只好使出“砸屏”之下下策以泄不平之时，其中对于法律的信仰从何谈起？尤为不堪的是，法官尚且如此之时，公众又将如何树立起对于法律威信的认知以及对法律正义的寄托？
对于出现“砸屏”，有人认为是由于法官本人的素质低下所致。同日《中国青年报》“法眼”文章将张湘宁呼为“法霸”，正在于此。但是，报道也没有透露“砸屏”事件背后的真实起因，论者却仅凭一起“砸屏”事件就不由分说地扣上“法霸”这个大帽子，先入为主地进行盖棺论定，便有失客观。虽然，我无法断定“砸屏”事件当中没有“素质”的因素，何况在一些地方也的确存在有些法官素质低下的事实，但更应该看到，这种因素的出现恰恰是缺乏对法律信仰的结果。很显然，一个素质低劣的人不可能在一个尊崇法治的社会“混”上法院院长，而一个敬畏法律的法官也不可能做出“砸屏”这种“自毁颜面”的事情来。
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说道：“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对于法律的信仰，司法者无疑应当成为最坚定的群体，也只有通过这个群体对法律的实践，才能使得法律最终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湖南“砸屏”事件显示出的一些司法实践者对法律信仰的缺乏，让人深以为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