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少卿指出，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帮；主观上是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造成扫黑障碍。
黑社会就是地下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黑社会具有三大特点，一资本支持，二是寻求政治保护，三进行职业犯罪。当前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名目不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在沈阳、广州、上海、天津等黑社会势力更加猖獗。在农村许多地区出现带有封建帮会性质的黑社会组织，如四川的安岳县就有50个，湖南益阳地区有250个3120人，河南商丘地区121各142人。虽然经过几次打击，但仍然在不断出现。并有上升趋势。城市里出现象上海、湖南、广西等地的“中国黑手党”、“梅花帮”、“群龙帮”等黑帮组织。目的就是反共政治化。黑帮会犯罪走向专业化，以扒窃为主的“新疆帮”，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安徽帮”，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抢劫为生的“东北帮”，盗卖车船的“温州帮”应运而生。2000年还出现了新趋势：几个团伙跨地区多帮派联合行动。中国黑社会犯罪活动集中在3个方面：走私贩毒，盗窃文物，拐卖人口。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100万人左右。
大陆的黑社会组织和境外黑社会集团勾结,主要是寻求更大市场空间，境内外黑社会势力正趋于联手。华裔“福青帮”专事人蛇，每年有10万左右的福建人被他们贩到美国。香港的“14K"，澳门的“和东安”。台湾的“竹联邦”、“四海帮”，近年也在发展大陆业务。“四海帮”，6个骨干4个到了上海，计划将总部迁到上海滩。一些黑社会组织在从事经济犯罪的同时，还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
研究犯罪学的北京大学康树华教授指出：黑社会是为达到犯罪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黑”体现了其非法、秘密的特征，“社会”则明确了它的组织化程度已经达到一个小社会的程度：具有社会的结构、功能和运转管理方式，而且人数众多。黑社会组织有复杂严密的组织系统和规章制度，核心成员多固定，内部等级森严，对违反组织规定的成员有一整套惩戒措施。黑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统称为黑社会组织犯罪，简称为黑社会犯罪。从犯罪的恶劣程度或社会危害程度上，黑社会犯罪与团伙犯罪没有根本区别，但团伙犯罪从组织系统的严密性，行动明确性，成员固定等都不及黑社会。可以说，黑社会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最高阶段。
康树华分析了黑恶势力的现状和危害。目前，中国的黑恶势力同国外成熟的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总体上还停留在较低层面。但个别的犯罪集团已经具有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的特征。他们内部已形成明确的责任划分：有人专门负责杀人抢劫；有人经营合法产业，为非法所得进行洗钱，在此基础上还建立起一整套财产分配和福利保障机制。有些“老大”还拥有专门为其出谋划策的“军师”。
长春梁旭东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每月均能领取800元至3000元的工资，每周开“例会”。四川宜宾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狄绍伟集团”制定的《员工手册》共四章十七条，内容包括对出卖、背叛、损害组织利益、不服从命令的处以割舌、挖眼、断手、断腿等直至处以极刑。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频频制造恶性暴力事件，给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他们的犯罪行为正逐步升级，对公共安全形成挑战。张君犯罪集团从1994年至2000年的6年时间里，流窜重庆、湖南、湖北三省市，作案12起，杀死22人，杀伤20人，掠财500多万。黑恶势力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十分严重，一些人以至失去了安全感。
当前中国黑恶势力的六大特点：1有一定的“势力范围”。2是犯罪职业化。3成员相对稳定。4反社会性强。5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6向政治领域渗透，寻求“保护伞”。任何一种社会组织都有参政诉求。黑社会一面对抗政府专政机关，一面向政治圈渗透，用黑金资本支持关系网的保护。警方破获的几乎所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背后都能找到腐败的影子。浙江温岭张畏黑社会性质组织就用金钱“控制”了一批当地官员。初步调查此案涉及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在张畏别墅围墙外竖有“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沈阳刘涌暴敛钱财，滥杀无辜。这个黑老大，竟是沈阳市人大代表。吉林黑社会头目梁旭东，与之牵连的党政干部达３０多人，有地方官员，还有公检法党政机关的干部。吉林顾德成犯罪集团，本人竟能先后当选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警匪勾结、官匪勾结目的是为了寻找政治保护，获取更大暴利。黑社会一当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和政治渎买的经验，必然走向政治化－－高层渗透，2000年远华大案，牵涉、前公安部长陶驷驹及妻政保一局局长甘露萍（已卒死），公安部副部长李济舟、打私办主任王乐毅等。中国黑社会也先于其它业“全球化”和“政治化”了，与国际恐怖主义联手，一旦动静闹大了就会得到国际资本的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