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明古国的勤劳、善良、勇敢的民族品德正是他们的形象铸造的，虽有为统治者制造愚民术的“帝王师”们的所谓礼乐教化，也不能摧毁掉农民的反抗品德。
漫长的中国历史，是一部中国农民受压迫史和不屈服于压迫的斗争史。封建王朝的多少歌舞升平的宫阙在农民的反抗怒火中化为废墟，进入现代以来的第一个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就在大陆分崩瓦解了，偏安到孤岛上终于醒悟，他们是败在了中国农民手里。就是在今天的社会，“三农”是否成为“问题”，决不只是开明“天子”和御用文人们在施恩时的主动设问，而是下层人民在压迫下显示出的反抗力量，使得他们不得不正视“问题”的存在。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只从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史来看，脊梁式的中国农民形象难以计数，彭湃毁家造反，毛泽东在秋收的旷野上揭开了农民革命的大旗，贺龙两把菜刀决裂了与统治者的依附关系。就是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进入了“告别革命”后的时代，中国农民在共和国内部的权利博奕中，仍然是最广大的最低层，他们的反抗精神也并没有消亡。
如果说过去，农民阶级的直接压迫者是地主阶级，其后才是政府，那么，进入共和国以后，地主阶级被消灭了，农民所受的压迫直接来自政府了。在民主社会里，农民通过自己的合法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在民主机制仍不健全的现实中，农民争取自己权利的方式就会是各种各样的。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体制下，中国农民最聪明的反抗方式是骗，粮食藏在山洼里，却凭着大马路边的荒芜的“展览田”向政府要救济。骗得过的毕竟极少数，于是“瞒”，安徽小岗村十四户农民的血书便是农民在地下活动中自己解救自己方式的见证。八十年代以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但农民在分享改革成果的时候被遗忘了，于是他们采用了抛荒流浪的方式，去城市拣拾改革成果占有者的挥霍后的残渣。这导致了乡村凋敝，但绝大多数留守土地的农民怎么办？
留守土地的农民掀起了抗苛捐杂税的斗争。应该来说，中央一些得民心的政策成了农民维护自己利益的随手的武器，但“县官不如现管”，中下层官僚阶级的腐败、贪婪、专横跋扈仍然给农民沉重的压迫。而没有制度给他们伸张利益的保障，他们很难会彻底取得胜利。但农民的自发的斗争毕竟成为中国走向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农民阶级总是“首先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下面就介绍一位九十年代的农民反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慷慨悲歌之士中的一个代表。
蒋大清，生于1934年4月11日，家住四川省宜宾县喜捷镇新河村，原是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后因为政治原因，回乡当了一辈子农民。他在自述中说“我是一个农民，埋头种地30余年。改革后，一度深信邓小平理论；但一年又一年却发现，改革的结果是我们这里农村的衰落、农业的萧条、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官吏的无度欺压。我想依据政策、法律的武器解决农民不合理费税问题，可是上告无门！”于是在继续上告的同时，他采用了两种反税方式，一是自己带头不交不合理费税，二是将与基层官僚税费规定有抵触的中央文件精神向农民广泛宣传。
蒋大清92年开始尝试不交农业税提留，但由于他没有对理由的充分准备，结果自己信心不足，屈服了。总结失败教训，从93年开始，他到处收集材料，将中央和四川省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所有报纸仔细研读。93年5月，他第一次“享受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在当地农民间宣讲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法规，之后扩大到附近地区，还自己办过政策学习班，义务向农民宣传中央文件精神。经过他的思想启蒙以后，当地农民被发动起来了。农民开始集体到当地县政府上访，受到县领导的压制，只好回乡，但开始集体抗税的默契。县政府反诬蔑他们要搞“七一暴动”，“宜宾县政府各机关办事处7月1日当天一律关门。并且集结了交警、武警两个大队的人马。自编、自导、自演了所谓的‘七一游行’事件！”但这一天农民各自在家干活，县政府的这次花去了当地喜捷镇50万人民币的行动成了“十犬吠声”。
在农民的集体抗税打击下，到93年12月，喜捷镇的公粮提留收取还不足计划的30%。县乡政府为了破坏农民的集体反税斗争，采用调虎离山之计，蒋大清被宜宾县法院通知于12日到该庭有事。晚上回家后，大家告诉他，这天全村14个队，县里面都派了工作队，同时进村，收取提留。他们花了一整天，不但收的提留款很少，80%还被农民骂得个狗血淋头，少数工作队还被忿怒的群众打得抱头鼠窜，不敢回头。
12月14日，以宜宾县农经委主任和喜捷镇党委书记为首的工作队，带着县公安局的武警下乡催收税款。几百农民自发赶来，将他们团团围住。农民们赶跑了护驾的武警，把干部留下来说理，一直到傍晚17点钟。天快黑了，这伙人担心走不掉，又怕车被农民烧掉，只好厚着脸皮来求蒋大清替他们解围。在县农经委主任表态遵守中央文件精神后，这伙大小干部被农民放走。
1994年元月13日（农历腊月初二）清晨，宜宾地区和宜宾县联合组织了一次特大行动。
以地区书记高万权、专员周继尧，县委书记张明权、县长肖建康，镇党委书记马文芳、镇长王华虎等人为首，带领警察、工作队、民工队（社会上的流民，负责挑粮抢东西）、记者队和雇佣来的打手，以轿车19辆，宣传车1辆，大客车4辆，数百人的规模，浩浩荡荡下乡了。他们先派了几个干部“擒贼先擒王”地到蒋大清家，威胁他带头交税，遭到义正词严地拒绝。门外便闯进来更多人，宣布对他强制收取农税提留。蒋大清面对浩荡的官僚队伍，一点也不惧怕，他质问：“你们今天来执行我蒋大清不交农税提留，对吧？你知道我们农民为什么不交吗？因为一不合理，二不合法，有朱镕基总理的讲话，中央的文件为证。……我们国家还没有变！共产党还没有垮台！”但他的儿子还是怕父亲吃亏，主动把税款交了。当地政府的“擒贼擒王”的策略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四面八方的农民已经听到了消息，扛着锄头，拿着扁担，握着木棍，里三层外三层把下乡来的“官兵”包围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躺在大路上，说“要过，就从我身上碾过去
”。
到这天上午10点，聚集在蒋大清家附近的各方农民已近10000人。在一场混乱中，有6个农民被抓走，但农民们也扣留了一些官员。直到被捕农民释放回来后，蒋大清才陆续让他们离开，并表示15日上午10点要在当地柏化一处地方召开万人大会，请他们县政府安排一个场地，准备一万人的伙食。开会的目的是“一发告全县人民书，二向中央致电”，请他们回去立刻完成这一工作。听到开万人大会的消息，县政府的人吓得不行，当天下午就派人送信，叫蒋大清不要开了，县委、公安局又派人警告他，公安局不同意开会。15日清晨，蒋大清只好在去柏化沿途一一通知，因为政府要镇压群众，这天万人大会暂停，改天再开。他赶到了柏化，农民群众已经聚集了数千人，他将大家劝散。蒋大清在自述中辨诬说“这场‘反革命暴乱’就是这样。事实摆在桌上，怎么赖，怎么改也不行！据说，为了13日这场‘反革命暴乱’前前后后共用去几百万。我们不禁要问，人民的财产难道就是用来镇压人民的吗？”
以上的事件的材料来自《农民队长蒋大清的自述》，更详细的情况和以后后续的事情都不清楚，但我已经被深深震撼了。我庆幸中央的关于农民减负的文件精神还是英明的，这是蒋大清他们的一场抗税行动当时没有遭到悲惨收场的根本原因。在这次农民政治活动中，蒋大清显示了他的思想宣传能力，组织领导才能，农民的争取自己利益的行动是理性的，有中央文件的合法依据的。这场运动也显示了农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中会出现自己的政治家，他们正在成熟起来。最后，我向蒋大清深表个人的敬意。
20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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