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透视中国，中国人透视的视角和"老外"透视的视角就是不一样。
这不，英国第四电视频道（Channel Four)新年伊始隆重推出了介绍中国的"中国季节"系列节目，节目持续了近一个星期。节目的观众嘛，不用说你也知道，自然是英国的老百姓了。这倒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会，看一看中国人所说的"老外"究竟从哪个视角看中国。
不同的惊讶
例如，英国著名的喜剧节目主持人诺顿去了趟上海，拍了部关于中国这个最大都市的纪录片，影片一开头，诺顿带着英国的观众，首先"透视"的，就是中国人并不感到稀奇、但"老外"却感到新鲜、迷惑的中药"鹿鞭"；而另外一部纪录片《北京前卫艺术》中几个主要以西方人为看客的中国"反叛艺术家"，其"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也不过是喝"人鞭酒"、吃死胎儿。
当然，"中国季节"系列节目并不限于这类的猎奇。
这套系列节目包括英国人摄制的纪录片、大陆和香港的中国人拍摄的地下电影和公演电影。我这里只谈英国人前往中国拍摄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包括泰鲁反映中国新一代生活的《毛的后代》、诺顿描述上海游历的《毛与诺顿》、杰诺兹亚克描写中国"先锋派艺术家"的《北京前卫艺术》和麦奎因采访三名中国妇女的《她想要什么》。
总的来说，这四部片子虽有猎奇的成分，但主要内容并不是猎奇，而是想反映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对年轻一代、普通市民、艺术家和妇女的影响。
但是，即使是反映生活、描述变化，"老外"的视角也和中国人不一样。
比如说，作为中国人，或者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海外华人，只要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出来的人，观察中国的变化，很少再惊讶北京、上海的酒吧、夜总会和摇滚歌手。但是，在许多西方人眼中，中国仍然是罩在毛泽东阴影下的一个遥远、封闭、传统的国家，所以，当他们随着《毛的后代》摄制组的镜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城市的街头看到摩天大楼、"朋克"青年、性工作者时，自然感到十分惊讶；而当他们通过《她想要什么》片子下部的英文字幕，得知一位重庆妇女正在抱怨中国男人过于"看女人的脸色行事"，就更震惊得找不到感觉了。
难怪英国第四电视频道以为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该台负责策划这套节目的部门编辑瑟奇就得意洋洋地说："你可能以为你了解中国。它一直与世隔离，所以你可能很容易地想象着，在中国，人们仍然穿着毛式服装在街上行走。"
他所说的"你"，自然指的是那些不太了解中国变化的英国普通观众。如今，他为这些英国人展现了一个被他派出去的电视记者所发现的"新大陆"。
但是，这些电视记者们似乎也比国内的观众强不了多少。主持《毛的后代》的年轻记者泰鲁在影片开头就坦率地说："我这是第一次来中国。"正因为是初次，所以片中反映出来的，更多的是新鲜、好奇、惊讶、惶惑。
也许，这也是为什么这几部纪录片都在某种程度上把中国和毛泽东联系起来的原因。这些片子不是以"毛"作片名、就是片中含有毛泽东的形象或镜头。
其实，毛泽东已经死了26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用他们自己的话讲，早已经进入了"重孙子时代"（第四代）；摩天大楼、"朋克"青年、性工作者，对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海外华人来说，也不再是能够引起谈兴的话题了；而"妻管严"式的中国男人，则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提倡"妇女要顶半边天"的文革年代，而非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的"中国制造"产品。
相同的困惑
不过，瑟奇对中国这种急剧变化但又新旧杂陈的现象有一段颇感困惑的话，却引起了许多中国大陆背景的华人的共鸣："现在的中国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那是人们的生活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彻底变化的时代。问题在于，中国要向何处去？每个人都说，政治自由化总是跟随着经济自由化而来临，但是，如果你有了你想要的所有东西，为什么还要抱怨呢？"
政治专制和经济自由还能并存多久？
的确，这是一个让许多中外专家、记者、政客费力破解、但又都猜不出的谜：为什么政治专制和经济自由能够在中国并存？为什么政治上的满足现状和生活上、艺术上的标新立异能够在中国青年人、艺术家们的心中并存？这种并存现象还能持续多久？
在《毛的后代》中，一方面是北京、深圳的高楼大厦、经济繁荣，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控制，控制到连外国记者的采访日程、采访对象都要提前申报，但政府仍不放心，再派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外记"采访；一方面是青年人生活、消费、享受"全盘西化"，另一方面是青年人的政治冷感，不管是街头上的"朋克"青年，还是北大校园中的莘莘学子，都对谈论"六四"和政治不感兴趣。
就连《北京前卫艺术》中的那些自称反叛的中国艺术家们，反叛的似乎也仅仅是学院派的艺术传统。例如，一位赤裸全身、勇敢地承受燃烛滴下的热蜡的行为艺术家，就对采访他的杰诺兹亚克声明说，他们的反叛"与政治无关"。
是啊，瑟奇问得很好："如果你有了你想要的所有东西，为什么还要抱怨呢？"如果你有了金钱美女、豪宅靓车、奇装异服、淫歌荡舞以及"惊世骇俗"的艺术表现自由，那么，为什么还要挑战样样都"宽容"、仅仅不宽容政治自由的政府呢？
荒诞之中藏玄机？
如果《毛的后代》主持人泰鲁完全遵守中国政府对他采访规定的禁令，如果中国政府派出的"陪同人员"能够如影随形、亦步亦趋、不让泰鲁有偷跑的可乘之机，那么，瑟奇的这段话就不是一个困惑的疑问句，而是一个符合逻辑的陈述句。
但泰鲁还是想方设法甩开了那些"陪同人员"，于是，我们还是听到了抱怨之声，看到了愤懑之色：青年学者余杰的愤世之言、被捕异议人士之妻的无奈眼泪、为民工鸣不平的律师的沉重感叹、工伤断肢者眼中的绝望之情......
我们这才知道，之所以有这些痛苦、不满，正是因为中国人并非拥有了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
就连《北京前卫艺术》中的艺术家，也不都是从事与政治毫无关系的"超现代试验"的"艺术自闭症患者"。
例如，一位画家画了几幅荒诞的"儿童画"，作品中的所有主人公都是模样或天真或憨傻的儿童，但他们干的事却让人们联想起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其中一幅画的画面是：几个"儿童"在开会，会场上方悬挂着另外几个"儿童"的大幅画像，开会的"儿童"尽管长相各异，但都同样严肃、庄重地高高举起了手，像是在表决什么会议议程......
又如，那位在北京的断墙残壁上"涂鸦"的艺术家，随意涂抹的"自画像"以及旁边的"AK-47"（一种冲锋枪的型号）的字样，挑战的似乎也是学院派艺术传统之外的什么东西......
而在《北京前卫艺术》主持人杰诺兹亚克看来，甚至吃死婴、喝"人鞭酒"都隐藏着政治含义。
杰诺兹亚克认为，艺术家是时代变化的晴雨表。他在这部纪录片中这样解释说："如果艺术家们开始干让人们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如脱衣裸奔，自我伤残，披头散发，那么，就说明一场重大的社会变化正在酝酿。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现代中国即将有大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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