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说，现已大学毕业、在罗德岛当老师的徐谨，赶到芝加哥，迎接在那里入境的父亲。父女在机场相见、拥抱而泣。从照片上看到已年近60的徐文立，不禁一阵感慨。在20多年前的七十年代末，当我在黑龙江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被徐文立他们从事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所感动，曾从哈尔滨坐了一夜火车到北京，在一个四合院里找到徐文立的家。他当时是民刊《四五论坛》的主编。正在开会的徐文立匆忙当中只和我谈了几句话，塞给我几本《四五论坛》，又匆匆回去开会了。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年轻、有活力，充满正在从事一项伟大事业的神圣，他使我想起《列宁在一九一八》。
或许是徐文立这种使命感使我感到了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危险性，回到哈尔滨后，我给他写了三封信，表示如果他在北京有危险，可以到黑龙江来，我有地方藏他。没想到大学毕业时，我被留校反省，罪名除了办社团，就是给徐文立的信。据说徐文立把所有信件都编号储存了，他当时一直主张在共产党的制度下合法斗争，他认为自己襟怀坦白，没有秘密。我还以为徐文立会像其他革命者那样，把我的信看过后就烧掉了。被审查时我才意识到，写信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到底把他藏哪儿，那只是一个大学生的热情，再加上吹点牛而已。
我只是被审查了一阵子，而徐文立却不仅遭到逮捕，而且被判15年的重刑。他服刑12年后获释，但几年后又遭逮捕，被判13年。这次他又坐了4年多监狱。如果没有美国的压力，谁知道他会不会把刑期服满才能出来呢？而那时他将是年届70的老人了；而我当年见到他时，他才36岁。共产专制的残酷，想来都令人脊背冰凉。而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徐文立”被关押、多少个“徐谨们”在圣诞之夜，思念着父亲，渴望和亲人团聚？
中共把政治犯当作筹码，和美国讨价还价，已是公开的秘密。过去在中国申办奥运，奥委会投票表决时，在北京办亚运会之际，在江泽民想和美国拉关系，累积他的所谓政治遗产时，都会释放一、两个政治犯，像拉斯维加斯的赌徒一样，扔出几个“筹码”（目的是想赢回更多）。而且几乎都是“遣送”到中国之外的土地上。
当年俄国的沙皇把异议团体的“十二月党人”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让他们在那里自消自灭。共产苏联则把“索尔仁尼琴们”押送到没有人烟的古拉格，强迫他们在那里做苦役。目的都是把他们与世隔绝。现在中共把政治犯“遣送”到外国，并设立黑名单禁止他们返回，和沙皇和克格勃做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不让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中间发出独立的声音。它在本质上仍是“流放”。
中东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把美国人、以色列人等抓做“人质”，然后和西方国家讨价还价，谋求利益。虽然这也是极为残忍、卑劣的行为，但毕竟人家还是抓外国人，不是本国公民。而江泽民政府则是抓自己国家的人当作“人质”，然后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交易”。中共抓本国公民当然比抓自己笼子里的鸟还容易。就在徐文立被释放之前几个星期，据报道，中共就抓了北师大学生刘荻、办网站的刘毅斌、异议人士何德普等，并宣布逮捕异议人士王炳章等，且不说在这之前关押的黄琦、杨子立、秦永敏、王有才、杨建利等。这些人将来都可能作为政治筹码，来和美国“交易”。中共做的是“放一个抓一打”的人质生意。
美国政府对“人质”的政策是，不和绑架者谈判；认为只要谈判，就等于承认这种方式的可行性，那么今天你通过“交易”使一个人质获释，明天他们会绑架两个、十个西方人质。在今天旅行方便的时代，对这种绑架行为难以预防。因此只有采取不和绑架者谈判，拒绝承认这种方式，来中止绑架行为。美联社记者安德森（Terry Anderson）等八名美国人质被中东伊斯兰激进组织绑架后，美国政府一直不予谈判和交易，最后他们被关押长达七年才得以获释。这些伊斯兰组织最后承认，这种绑架人质的方式不灵。
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共实行这种“拒绝”策略则很困难，因为“人质”都在共产党控制的地盘，有13亿之多，根本无法阻止。而且西方如果采取不理睬和不予谈判的政策，江泽民更可以获得利益，那就随便抓吧。禁止了这些独立声音发出来，就可以保持共产党的统一声音，统一专制。江泽民政权的残酷，在任何一点上都不亚于邓小平时代。
因此，杜绝这种人质现象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结束共产党的统治、铲除中共独创的这种人质制度。让所有的徐谨，都能在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让所有的刘荻，都能在圣诞之夜，和她的奶奶及家人在一起；让所有的王有才、杨子立、王炳章、杨建利们，能够回到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身边，不再被铁窗分隔。
《红楼梦》中有句名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中共用抓自己土地上的人民做人质的方式来维持它的宴席，说明它已走进这场“世纪大宴”的尾声。每个中国人都使把劲儿，就一定会把这场吞噬人民血肉的“宴席”掀倒。让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念，跨进新的一年。
于2002年圣诞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