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远古时代的传说，我们对于殷商时代天灾流行的情形，大略可以断定：自成汤十八年至二十四年（约当公元前1766至1760年间），曾有连续七年的大旱；自仲丁元年至盘庚十四年（约当公元前1562至1388年间），有五次河决之灾，而帝辛四十三年（约当公元前1112年），则有一次大地震。
西周以后，水、旱、地震、蝗、疫、霜、雹的灾害，记录较多。就《春秋》三传，《国语·周语》、《史记·周本纪》、《汉书·五行志》及《竹书纪年》、《帝王世纪》、《纲鉴大全》、《广宏明集》等书，汇集所得，则两周八百六十七年间，最显著的灾害有八十九次。其中频数最多的是旱灾，达三十次；次为水灾，有十六次；再为蝗螟螽螈的灾害，有十三次。此外记载有地震九次；大歉至饥八次；霜雪七次；雹五次；疫一次。灾情有的极凶，如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８５８－８５３年），连续六年大旱。
秦汉以后，对灾害的记载更详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前后汉书》中《诸帝本纪》、《列传》、《五行志》及《古今注》等书所记，秦汉四百四十年中，灾害发生了三百七十五次之多。计旱灾八十一次，水灾七十六次，地震六十八次，蝗灾五十次，雨雹之灾三十五次，风灾二十九次，大歉致饥十四次，疫灾十三次，霜雪为灾九次。据《前汉书 武帝本纪》所载，（公元前１１４年），“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后汉书 五行志》载：（公元４６年）春三月，蝗螟大起，被害者九十郡国；二十八年（公元５２年），大蝗，被害者八十郡国。可见当时灾情的严重。
三国两晋的时候，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年凶灾，总计二百年中，遇灾三百零四次。其间旱灾六十次，水灾五十六次，风灾五十四次，地震五十三次，雨雹之灾三十五次，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霜雪、“地沸”各两次（注）。
隋朝自统一以至衰亡，短短二十九年间，大灾二十二次。唐受隋禅，历二百八十九年，报灾的制度比较完备，因此记录下来的受灾次数也比前代为多，计受灾四百九十三次，包括了一些小灾。其中旱灾一百二十五次，水灾一百一十五次，风灾六十三次，地震五十二次，雹、蝗、霜雪、疫疬等灾害共一百三十八次。
唐代灭亡后，便开始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在五代前后五十四年中，天灾的记载达五十一次。例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９２８年），夏六月，大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悉充塞。”（《十国春秋 吴越忠懿王世家》）
两宋前后四百八十七年，遭受各种灾害，总计八百七十四次。其中最多的是水灾，达一百九十三次；其次是旱灾，达一百八十三次；再次是雹灾，达一百零一次。两宋灾害频度之密，相当于唐代，而其强度和广度，则更甚于唐代。
元代一百余年间，受灾总共达五百一十三次。其频度之多，实在惊人！
明代共历二百七十六年，灾害之多，竟达一千零十一次，这是前所未有的记录。计当时灾害最多的是水灾，共一百九十六次，次为旱灾，共一百七十四次，又次为地震，共一百六十五次；再次为雹灾，共一百十二次。当时各种灾害的发生，同时交织，表现为极为复杂的状态。
清朝共有二百九十六年，灾害总计达一千一百二十一次，较明代更加繁密。其中有：旱灾二零一次，水灾一九二次，地震一六九次，雹灾一三一次，风灾九十七次，蝗灾九十三次，疫灾七十四次等……
自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六年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单说各种较大的灾害，就有七十六次之多，而且常常是水、旱、地震、蝗、风、疫疬等灾害同时并发。
这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随着朝代的更迭，历史的演进，天灾趋于越来越多。人在世间，免不了不断造业。受人性贪婪的一面的驱使，总是要不断对自然进行掠夺，人之间也相互争权夺利，这些都会导致造业。即使古人多信天信神，相信善恶有报，使人的道德得以相对稳定维持，也还是避免不了造业。到了近代，人走向越来越不信神，无神论观念为更多的人接受，导致道德观念趋于淡薄，心性变得不受约束，人对自然掠夺也就更凶，人之间相互争权夺利更恶。这是导致天灾不断增多的一个方面。
然而，导致天灾增多的更大的原因是暴君暴政。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暴君暴政的存在，直接同奇异频繁的天灾共存。暴君暴政本身必然是对权对利极端贪婪。挑起人与人的恶斗是维持其统治的手段。通过欺骗煽动，迷惑百姓，使得许许多多的无辜百姓无知中沦为帮凶。这样一方面直接导致庞大人群有意无意中共同造业，同时极大地摧毁社会道德基础。
历史因为人而存在，也可以因为人的行为而改变。天灾可以避免，关键在人心。人心向善，崇尚道德，自觉抵制暴君暴政的恶行，天灾自然不会肆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