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中共当局最急迫要解决却又苦寻不着出路的心头刺，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面临入世开放市场的压力下，占中国大陆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成为利益首先受害的弱势族群，尤其农业转型势必产生数亿人口“离农”，如此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要如何转型，着实令中共高层寝食难安。
日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一场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加入WTO后的中国农业和农民”，文中指出，中国大陆长期对城乡居民实施待遇不同的两种制度，致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悬殊，这种对农村建设与农民权益的长期漠视，再加上产业冲击形成越来越多农村剩余人力，“将放大原有的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平等、政治不稳定”。
胡鞍钢忧心执政当局对农民的不义及农业不得不转型的困境，将突出中国大陆“最大的潜在社会矛盾”，使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再引爆政治危机。
因此，他呼吁中国大陆政府承诺“以利益补偿农民”，当农民利益受到农业贸易自由化损害时，要使农民的市场风险最小化，他同时呼吁“对外开放应使八亿农民优先受益”，并且是普遍受益，实实在在地受益。
然而，胡鞍钢的见解却引起多名大陆经济学者质疑，在研讨会中代替他宣读论文的武汉大学经济发展学院教授郭熙保就直言，补贴农民在发达国家是多数补贴少数，在中国大陆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是少数补贴多数，因此要求中共当局补贴农民利益不但不合理也不可行，同时还违背世贸组织限制成员国补贴特定产业的要求。
郭熙保与胡鞍钢观点迥异，但又各自有其根据，这充分显现中共当局对补贴农民政策的左右为难。一方面要守住中国大陆近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果实，不被补贴农民利益的巨大财政支出拖垮，另一方面又不得忽视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将激起农民长期吞忍的不满。
在对补贴农民政策的正反立场之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卫平所持的观点是间接补贴，他说，胡鞍钢在论文点出中国大陆“粮食供应过剩”，却没考虑到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反而会更加重粮食过量的形势。
他认为，政府再多的补贴分到八亿农民手上也仅是杯水车薪，不但解决不了粮食供应过剩的问题，也无法因应农业转型的需求，因此，补贴款项还不如用到乡村基础建设、实现农村乡镇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黄卫平表示，中国大陆人口规模庞大，加重了问题的复杂度与困难性，占全体公民三分之二强的八亿农村人口，若要严格对比产业发展的需求评估，恐怕仅需三亿余农民劳力，其他半数以上农民将被迫休耕、离农。
对此，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邹根宝表示，评估离农人口数据虽不至于如此之高，但肯定仍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要协助如此巨大的人力资源转型，不但需要相对的巨额支出，还要全盘缜密的政策规划。
事实上，中共当局至今对于改善三农问题的表现平庸、也不见具有魄力的改革方针，不要说是全盘缜密的政策规划，过去植基于草率统计的错误政策，就是导致供需失调、粮食过剩的主要原因，执政者的漠视与无能导致“□贱伤农”，使大陆农民的生存处境更为艰难。
此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农业转型问题仍不见方向，这并非盖几个农业生技园区就可以找到出路，要让大陆农业从过去的劳力密集转型为技术密集、从要求产量转型为附加价值，不能不顾及剩余劳动力将加倍释出。
对于中共当局及中国大陆学者未能替三农问题找到出路，曾以学者身分受邀前往北京出席大陆农业发展研讨会的总统府顾问、前农委会主委陈希煌感叹，中国大陆的农业问题积重难返，要拿出农改成绩着实不易。
陈希煌表示，相较于台湾农业一步步的转型成熟，中国大陆农业至今仍停留在自给自足、追求产量效益的阶段，因此中国大陆农业在入世后面临各国优势农业的竞争，所遭受的产业冲击更为剧烈、转型也更加困难。然而随着中共当局迟迟拿不出魄力与办法解决三农问题，八亿农民的不满也将成为中共执政地位的不定时炸弹，正如胡鞍钢所言，持续加大的社会矛盾，极可能使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再引爆政治危机，届时中共当局的领导人将承受前所未有的执政危机。
试想，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农民起义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如今中国大陆八亿农民的不满一旦爆发，将引起如何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共一党独大的执政地位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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