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9年至1957年5 月（以反右派运动为界）之前的毛泽东前期，大致相当于苏俄的列宁时期；
2、从反右到1978年（以毛逝世前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及其凡是派的淡出为界）的毛泽东后期，相当于苏联的斯大林时代；
3、从1979年邓小平掌握大权到1994年（以邓小平健康状况恶化为界）的邓小平时代，相当于苏联的赫鲁晓夫时代；
4、从1994年至今的江泽民时代，相当于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这是一个简单的类比，但有传神之处。
毛泽东是中共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象征，与列宁的地位相似，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理论体系，与列宁主义的正统地位相似，五七年前的毛也象列宁一样，以他的存在而维持着党的表面团结，维持着革命的激情和乌托邦式的信仰；但是，从1957年反右开始，毛泽东对人民实施高度政治控制、以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为旗号掀起党内的内斗，煽动对他本人的疯狂的个人崇拜，就象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和个人崇拜一样，不仅使共产党的团结荡然无存，也使大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灰飞烟灭。毛从革命领袖变成十足的专制暴君，当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偏离斯大林主义的时候，却正是他的统治模式接近斯大林的时候，事实上他是比较刻意地想成为斯大林式的独裁者的，他不仅想当中国的斯大林，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角色垂涎欲滴，这正是中苏分裂的内在原因之一。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摧毁了斯大林的崇高形象，象变魔术一样把伟大领袖还原成了一个恶棍，尽管如此，党仍然是崇高神圣的，因为苏联的党还有未经玷污的列宁的神灵和光辉可资利用。但对于邓小平来讲，从毛的噩梦中走出来的办法只能是将正确的毛泽东与错误的毛泽东、早期的毛泽东与晚年的毛泽东截然分开，否则党和军队都将因毛而蒙羞、从诞生起就带有毛的原罪。邓使政治气氛变得相对轻松、经济体系变得相对自由、对外关系变得相对缓和，凡此种种，与赫鲁晓夫的改革类似，但邓小平走得更远一些。邓小平比赫鲁晓夫幸运，因为邓的周围全是晚年毛泽东的受害者，是邓的志同道合者，而赫鲁晓夫周围却全都曾经是斯大林时代的宠儿（斯大林的受害者全都进了坟墓），没有人能象指责赫鲁晓夫一样地指责邓小平“你当时在干什么”，邓小平因他的文革受难者形象赢得了更大的权威，而赫鲁晓夫没有这笔财富。
赫鲁晓夫垮台后，苏联进入暮气沉沉、缺乏色彩、黯淡无光、乏善可陈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在那时的苏联，外强中干的特点已经很明显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破灭，对社会主义的变革又已经中止，党的专政和独裁依靠惯性来持续，统治集团失去了所有的信仰，只一味以维持统治、强化权力为目标，掌权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掌权，党成为官僚集团的培训基地和特权阶层的大本营，党靠消耗和透支国家财富的方法赎买特权阶级的忠诚，靠难以为继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安全。所以苏联的忽然解体，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早已做好了准备的。
中国的江泽民时代比起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尽管经济社会的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但统治方式、政治面貌却极其神似。靠盗窃私分国有资产稳定大官僚阶层，靠默许基层官员盘剥工人农民稳定政权根基，江泽民没有任何真正称得上理论或信念的东西，只有赤裸裸的贪欲、权欲。江泽民时代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必然以权贵者的利益为依归，如果还有其它的政策，也必然是没打算真正执行或者根本执行不下去的。给农民减负总是越减越负、反腐肃贪总是愈反愈贪，说起来象真的、做起来象儿戏，只有打法轮功、抓反对派、防和平演变、保祖宗江山是毫不含糊，做的比说的不知还要狠许多倍。
中国在邓小平南巡以后已经明确无误地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实行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江泽民时代深化了官僚与资本的联盟，这是最糟糕的资本主义，权贵们不仅敢于瓜分国有资产，也不惮于偷窃银行储户和股市股民的财产，除了造成极不公正的两极分化、地区差异、阶层对立的现状之外，也为中国的将来埋下仇恨的种子和社会冲突的根源。
正如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末世特征一样，中国的江泽民时代也正以罕见的速度积累着矛盾、冲突和仇恨。按官方的统计数据，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对绝大多数人民而言，经济的增长如果不全是假数据的话，那这种经济增长也似乎永远与他们的利益无关而只与政府官员和老板们的利益有关，靠GDP数据来安抚百姓的效果看来已经到头了，江泽民能奉献难人民的除了GDP增长率以外还有什么呢？空话、假话、大话、官话，对普通百姓是没有意义的，稳定人心稳定权位只剩下最后的一条办法，就是乞灵于严密的政治控制，保持高压，中断邓小平时代断断续续的政治体制改革，并试图部分地向毛泽东时代靠拢。
在政治控制和权谋之术方面，勃列日涅夫时代继承赫鲁晓夫的东西少而继承斯大林的东西多，同样的，我们发现，江泽民时代也有这个特点。江泽民对毛泽东思想并无真实感情，对毛的经济制度也没有兴趣，但他显然对毛泽东思想的巨大权威、对毛的个人威望和说一不二的统治手段倾心向往、心仪已久，他本来没有搞个人崇拜的资格，但他搞得不三不四、不亦乐乎，他本来没有任何理论建树，也压根儿没有理论修养，但他隔三岔五抛出一个“三讲”、“以德治国”、“三个代表”的所谓理论，用毛泽东搞思想改造的方式推向全国，他推动反和平演变和打击法轮功用的完全是毛式的“运动”方式，模仿毛泽东给政治局写信的方法发动打击法轮功运动，幸而中国今日已经搞不起“群众运动”了，他只能搞“官方运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江泽民的发型、系裤腰带的位置、走路的德性也在向毛泽东东施效颦，他总不致于认为毛的权威来自于腰带吧？江泽民的戏子本能可能经常在暗示他扮演毛泽东的角色，时代不同了，所以画虎不成反类犬。
勃列日涅夫之后是戈尔巴乔夫，中国会有戈尔巴乔夫吗？如果有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福还是祸？目前谈论这个话题似乎为时尚早，因为胡锦涛虽然接任中共的总书记，但江泽民时代尚未完结。对于江泽民时代的晚期，中国人民已不必再抱任何的希望，但人民希望看到一个比戈尔巴乔夫更积极、更开明、更有能力、更富魄力的新一代领导人，既从戈氏的经验、也从戈氏的教训中学会把中国更平衡地引入现代民主社会。从现状来看，中国共产党也许不可能储存和提供这样一位异数人才，那么，江泽民以后的时代又会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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