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一些抗议示威活动，有的还转化为暴力事件，由于中国官方媒体不报道这些示威活动，外界很难知道具体情况。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星期二举行的研讨会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鲁晓波教授提到，中国农村的抗议示威活动主要集中在农民税务负担最重的产粮区中部省份。在鲁晓波教授看来，中部省份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官员腐败，而是由于快速发展的压力的造成的：
"看看中国的沿海地区，那里发展那么快，所以中部的省份也想跟沿海地区学。中央的政策也鼓励中部省份这么做，压力经常是来自于中央政府。"
鲁晓波教授说，中国在地方实行领导岗位责任制，这种制度往往以建设多少个大桥或者多少个村庄通了电为标准，来衡量地方官员的业绩，而地方官员收敛钱财的唯一途径就是跟本地老百姓要。
与会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农村发生的骚乱都不是针对中央政府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琼.维教授说，在中国，中央政府成功地把自己和地方出现的问题区分开来了：
"中国地方出现的抗议活动一直是针对地方干部的，而不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已将问题转移到地方官员身上，它自己则好像是农民的保护者，进行控制。"
这位斯坦福大学的学者认为，在中国，中央政府确实重视农村出现的问题。从2000年起，中央政府通过费改税的政策，把农民的税务负担减少了大约40%，但是，这同时意味着乡镇政府收入的减少。琼.维教授认为，尽管中央政府已向贫困的省份拨款，但从长远来讲，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你还是没有足够的渠道为农村的各级管理部门提供资金。在乡镇一级，资金短缺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认为，不管怎样，地方官员还是会想出新办法，榨出他们所需要的资金。"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村民选举项目副主任刘亚伟先生提到，中国农村的不稳定因素除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过重以外，还有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国自 1998年以来开始实行的村民选举已产生了一些政府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国的农民已紧紧抓住选举村委会成员的权利，坚持选举的透明性。他们现在要求参与乡镇领导和官员的选择，了解乡镇资金的来源和花费情况。他们要搞明白，为什么他们得给孩子交学费，而按照义务教育制度，小孩上学本来应该是免费的。"
刘亚伟先生提到，中国村民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尽管对中央政府来说，只是小问题，但是地方官员却十分害怕，因为他们传统的统治方式受到了威胁。刘亚伟先生注意到，中国于今年9月颁布了重要的新规定，按照这个新规定，村共产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首先必须参加村委会的选举，如果不能被选为村委会的成员，就没有资格被推举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