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先生行程一万五千公里，从中国同俄罗斯接壤的村庄，为了16大来到了北京。他一行数人有冤情要诉。45岁的下岗工人赵先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全名。他和来自黑龙江黑河市的其他4名邻近村庄的村民一起来到了北京。他说， 他们都是公安人员滥用职权的受害者；“我跟你说啊，1999年10月13日黑龙江省孙武县宪江乡哈边村有一个大胶轮车把一个儿童、9岁儿童撞死了，逃跑了，警方勘察完现场，证据完全都取完了，所有的资料都搞完了，但是警方不知道是收了贿赂还什么原因，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突然改变了他们的做法，说这小孩是爬车掉下去摔死的。”
这个在三年前的案子中丧生的儿童是赵先生的侄子。他说，在他告状期间，不断有人威胁他：“10点半到11点的这个期间先后去砸了两次，就是向我家窗户投了石块， 然后打威胁电话，警告我如果我继续告的话，就让我小心点，意思要施加报复或者象美国似的搞那种暗杀，那种威胁。”
*在中国权大于法*
赵先生认为公安人员收受了贿赂才改变了判决，隐藏了证据。所以他对当地公安局提出诉讼，要求对他侄子的死亡作出赔偿，并要求他们道歉。但是，赵先生和家人却因此受到了骚扰和死亡威胁：“因为你知道中国是权大于法，就是说法律有明文规定，但是有权人可以不按照法律去办，他们不受法律制约，他们的权力可以制约一切。中国是这么一种现状。我为什么说原来引用总书记一句话，党要管党， 因为中共这些身居要职的，凡属于这个人大也好，市委也好，县里的主要岗位的领导，都是中共党员。”赵先生在对地方法院失去信心以后，决定和同乡到北京上访， 讨回公道。
中国有成千上万象赵先生这样的人，他们把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党的代表大会，看作是把他们的冤屈疾苦带到中央最高领导面前的机会。
*上访北京成诉冤唯一希望*
大赦国际派驻香港的研究人员马勒说，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认为，他们在极不完善的法律制度面前走投无路的时候，到北京上访就成了唯一的希望所在。但是，马勒女士指出，16大期间北京戒备森严，大多数上访者都落在庞大的保安网中：“在中国，向当局上诉请愿的做法有着很长的历史，而这种做法有时显然是有效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请愿上诉并不能解决问题。我认为，由于目前戒备如此森严，实际上他们可能遇到更严厉的压制。”
上星期五，在16大召开前夕，北京警方开始弹压那些可能制造麻烦的人。民主人士遭到拘留。人权组织说，中国一个地下教会的领袖和他的妻子被公安人员从北京的家中带走，送到山西。但是， 马勒说，作为警方镇压对象的人，大部份并没有直接向政府提出挑战，当局只是认为，这些人的存在有损中国政府的国际形像：“很多平民百姓被抓，是因为他们没有正式户口，或者只有北京临时户口。当局把他们抓起来，遣送原籍。一些人受到行政拘留，然后被送回原籍。”
*北京旅店严防维吾尔族*
马勒女士说，警方在通往北京的主要道路上设立检查站，开往北京的列车都加强了保安措施。她说，北京的各家旅店接到命令，不准把房间租给来自中国西部的维吾尔族穆斯林。
黑龙江省的赵先生也受到了当局的注意。赵先生说，在16大召开之前，地方政府就派人到北京，寻找那些可能从家乡跑到北京制造麻烦的人。他说，一名黑龙江省的官员在北京找到了他，并警告他，要他自己回家，否则就强制遣返：“这个地方政府呢为了防止就是说有一些老百姓去到这个中央政府，去到首都去闹，就派一些人在北京住着，发现了呢，有的就劝说回来，有的就强制性地带回来了。”
赵先生说，他已经设法跟北京检察机关的人员见了面，所以准备返回家乡了：“我就想把警方公开造的这个假案，让所有人知道，直到国家领导人知道以后批下示来， 把这个案子翻过来解决了为止，我不可能半途而废，因为这个孩子死了以后，我的父亲由于过度悲伤也死了，我家可以是讲，也是非常惨的。”但是，赵先生怀疑他家是否能因为他的侄子死亡而得到赔偿。他说：“我们3年来吃够了苦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了。”赵先生说，如果这个案子不能了结，他会再到北京来。他说： “但是，我下次可能会到天安门广场去示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