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柬埔寨之外，朱熔基同时宣布：免除包括越南、老挝、缅甸、阿富汗、和马尔代夫等其他五个国家的部份或全部债务。
分析北京政权的动机，就柬埔寨而言，可能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鉴于这些债务，都是因北京于七、八十年代支持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而留下的，当时，正是在中共的怂恿和张目下，红色高棉空前祸害柬埔寨，令柬埔寨数百万生灵涂炭，在国际上臭名昭著，中共自觉有罪，而以免除债务的方式，略作补偿。
其二，北京以此举讨好柬埔寨，企图继续发展后者为其卫星国，巩固区域强权地位。
其三，鉴于台湾在柬埔寨有相当规模的投资，台柬关系过从甚密，使北京甚为担心，故以此举换取柬埔寨冷淡与台湾的关系。免债后，洪森立即重申：柬埔寨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也都存在与中柬关系类似的问题。朱熔基此行，是为了与东盟十国签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减免这些国家的欠华债务，显然也是为了取悦这些国家。
其实，东盟最早酝酿的，是建立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十国的“10+3”自由贸易区；岂料前年，北京却突然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的“10+1自由贸易区”，并加快动作，试图将日本和韩国甩在一边；这次，朱熔基东亚行，中方似乎如愿以偿，签订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但东盟国家普遍认为，即便签订了这一协议，中国仍然不是东盟的“合作伙伴”，而是“竞争对手”。
最能体现这一疑虑的，是随后，在东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新议：成立“亚细安经济共同体”，使亚细安、即东盟十国成为一个拥有五亿人口的单一市场。
毫无疑问，当今时代，是不折不扣的商业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犹如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
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公司之间绝没有随便免除债务的理由。国家亦然。中方免除柬埔寨的全部债务，连柬埔寨当局本身，都始料不及而大感惊诧，表明，那并非出自柬方的要求。中方又何以主动大方至此？
回想1972年，为了求得与日本建交，当时的中共总理周恩来，就曾大笔一挥，免除了日本所欠中国的全部战争赔款。彼时，中国的贫穷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六亿生灵长年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周恩来的“大方”，不仅连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和奴役的惨重代价没有得到起码的补偿，更严重地拖延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至今，连中国的民间对日索赔，都因受到北京当局的压制，而不得稍有伸志。
而今，中国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但仍然是一个中等水平以下的国家，城市的下岗失业，农村的孩童失学，数千万、以至上亿人沉沦在温饱线以下，都是严峻的现实问题。数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如果讨回来，用于这些“弱势群体”，该是多大的救助！
朱熔基此行，不仅宣布免除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欠债，还针对南沙群岛，首次提出“搁置纷争，共同开发”的倡议，并以此为原则，与东盟国家签订了“南沙群岛行为准则协议”。朱熔基此举，不仅荒唐之至，而且为害深远。
实际上，南沙群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领海，其归属问题比台湾的归属问题还要明确、清楚，其他一些南亚国家，是迟至七十年代，才先后提出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且相互重叠，模糊不清。一个“搁置纷争”，即承认南沙群岛的主权有问题；一个“共同开发”，即承认周边各国共有“南沙群岛”。如此“共同”下去，怎么可能还有解决“纷争”的一日？
该协议一签，中国版图上的南沙群岛，从此去也！(那些热心的民间“保钓人士”，恐怕该转行“保南沙”了。)
一些左派或御用文人吹捧说，所有这些，都是中南海的“怀柔政策”，甚至“比布什还要高明百倍”！是为了打消周围国家对“中国威胁论”的疑虑，是为了赢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于中国“一心一意搞建设”。天下真是没有比这种论调更为荒谬的了！试想，如果真是“怀柔”，如何不对国内的反对派(比如民主运动或法轮功)“怀柔”，而一味镇压，甚至“扼杀于萌芽”？如果要让他国不相信“中国威胁论”，最好的办法，显然是实现我国的民主转型，并实现长远的台海和平，如何不为？如果追求“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如何又暗中支持那些奉行独裁和恐怖主义的国家？莫非温和的东南亚诸国，比那些奉行独裁和恐怖主义的国家还要可怕？
所谓“怀柔政策”说，大可蓖美当年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区别只是，不知哪一种调子更“高明”？善良的人们，不妨仔细想一想：朱熔基东亚行，是否“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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