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3位生物学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用线虫进行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因为他们及其同事的工作，使线虫成为现代生物学主要动物模式之一。这个模式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摸索，到1980年代被生命科学界接受后不断推广，目前世界上有几千位科学家用线虫进行研究，美国中等以上大学普遍有一个或数个线虫实验室，欧洲、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地也有。一个突出的缺席是中国大陆。
为什么线虫、果蝇受冷遇
像线虫这样一个有30多年发展史，在科学界也“热门”了近20年的模式，在中国却没有，这一现象引人发问。
线虫模式的缺乏是特殊例子吗？如果我们多看一下，就会发现不是特例。1995年有3位研究果蝇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世界上研究果蝇的人比研究线虫的人还多，而中国1990年代活跃于果蝇领域的人也极少。
线虫只有30年历史，而果蝇研究在1930年代初，即由摩尔根的学生李汝祺带到中国的燕京、清华和北大等校，以后谈家桢等也相继回国到浙江大学和复旦等校。在国际上，果蝇研究在1970年代又有大的进展，到1980年代也重新成为生物学界的“热门”。中国虽然有研究果蝇的，但迄今也非常少。
线虫和果蝇是低等动物，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没有重视吗？也不是。高等动物里老鼠是一个主要模式，在1980年代中发展起来的基因剔除技术，是高等动物研究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技术，它可以研究基础问题，也可以做人类疾病的模型，可以做筛选药物的模型，所以也有应用价值。世界上已经有几千个基因被剔除了，而中国大陆才刚刚开始，且迄今没有论文报道全部在中国进行的基因剔除。
是因为华裔没有能力学习这些模式和技术或不知道他们的重要性吗？不是。从中国大陆到海外的华人中，有许多是做这些模式和技术的。
科罗拉多大学的韩珉和薛定、哈佛医学院的袁钧英、加州大学的金亦石等都是线虫领域受尊敬的科学家。在果蝇领域，有耶鲁大学的许田、斯坦福大学的骆利群等多个主要实验室。基因剔除有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邓初夏、哈佛医学院的李恩、加州大学的吴红、刘欣等多个实验室。有少数一两个做线虫回国的，现在没有做线虫。回国做果蝇的有，但也不多。
与基因组测序作比较
近年来，中国在生命科学研究快速加入国际领域的著名例子是基因组测序。比较中国较快进入和不进入的领域，它们的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固有的基础吗？不是。中国已有的果蝇研究基础强于基因组，因为中国开始基因组测序时，没有一个全时在国内的人受过大规模基因组测序的全面训练，而果蝇虽然人少，但是有这样的人。
是中国选择费用低的项目吗？也不是。因为基因组测序耗资巨大，我所在的华盛顿大学拥有美国三大基因组中心之一，年消耗以亿美元计数。中国花在基因组测序的费用肯定也已经达到上亿人民币，几个月的测序经费可以支持多个线虫或果蝇实验室多年的工作。所以费用显然不是选测序而不选线虫和果蝇的关键因素。
是因为基因组测序对中国有特别的应用价值吗？也不是。因为西方由国家支持的测序中心都公开资料，所有人可以无偿利用他们的结果。
中国做了测序后也没有专利，所以用应用和专利也不能解释。
是因为中国只追踪科学“热点”吗？还不是。线虫和果蝇在科学界早就是热点。
所以，用科学技术的内容和价值，是不能解释中国如何选择科技方向和国家重点支持的。中国科学规模目前还比较小，自然不是说所有领域和模式中国都必须有。我这里用几个例子作比较，并不表明中国一定要做某个领域或模式，而一定不应该做测序。我提出例子来比较，是想分析中国科技决策过程的问题。用具体的例子支持为许多人平时所认识到的观点：中国科技决策重大项目和方向，常常不是由科学内容和发展规律决定，而是由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来决定。
需要说明的是，我本人相信，中国有些科技决策是由科学内容和发展规律决定的。但是，确实有一些方向和项目不是这样决定的。
在重大问题上专家影响有限
中国科技决策过程，非科技领导有决策权，科技领导有决策权，多级财务人员有决策权和影响力。科技专家的影响是有的，不过比起其他方面，在重大问题上专家的影响很有限。
在部委以上的层面，多数领导人是很有才华的。在他们懂行和花了功夫研究思考的领域，他们常常作出正确的决定。但是，国家整体，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并没有可以起关键作用的专家委员会。这些层面的领导也不能制度化地咨询有关专家。
在文化上，专家虽然知道为和自己相关的专业呼吁和争取，但多数不习惯撇开自己和自己专业的利益，以国家利益为准发表正确的咨询意见。国家也没有逐渐筛选出一批既有专长又有公益心的人来参与重大科技方向决策。许多年度报告和多年计划，写和执行几乎分开，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重大决策，仍然取决于少数几人或一人，因为行政领导没有制度性地依靠专家。而行政领导即使有出色的个人素质，也不可能全面了解和预计科技发展方向。有些科技人员就揣测他们的喜好，而不是完全从科技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计划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普通的行政人员，在其他国家应该是给专业领导和专业人员做辅助工作的，而在中国却常常能领导和指挥专家。中下级行政人员和作为国家栋梁的专家关系较为扭曲。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年轻行政人员，本来只应该给专家打杂，但现在的事实是，他们对科技的影响力有时大于对国家科技有贡献的科学家。
中国特色的财务部门和人员对科技（和其他行业）有决策权和影响力。各机构（特别是部委级机构）内部的财务人员，本来应该只是执行专业领导决策的，却制度性地审批甚至决定同机构的专业部门的一些具体项目经费。科研人员常常要向上级财务人员落实专业领导已经决定的经费。财务人员对科技经费的影响，就变成了对科技方向的影响，从而使一些科技人员在做研究时要考虑财务人员的态度和支持。
新闻里的热门何以会被支持
重温这样的现实，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决策一些重大项目和方向有时显得奇怪；为什么一般新闻里的科技热门在中国会被支持，而科技内部本身的热门不被支持。有远见的课题，则更是难以得到支持。
布雷内1963年提议做线虫，在中国，就是现在也不容易得到支持，现有体制也难以容忍这样的人。这跟中国国内和海外华裔科学家的印象是一致的：中国重视的有些领域，不是专家根据自己的专长或根据国际科学发展提出的，而是受非科技因素影响很大。
线虫研究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工作，所用的经费和实验条件都很简单，在中国也可以具备。1970年代，果蝇在少数几个科学家带动下有巨大的突破。初期关键实验所需的经费和实验条件在中国也同样具备。中国缺乏这样的领域，是因为缺乏对科学家专业精神的支持、缺乏对探索性和创造性研究的热情和执着。中国对新闻立时效应的热心、对争取加入国际新闻热门的自豪，带来的副作用是使一些科技工作者在确定课题时偏离科技本身的发展规律。
今年得奖的苏尔斯顿喜欢自己做研究，但不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追求论文发在特别显眼的杂志上：在近40年的科学生涯中，他所发的30多篇论文，主要都是发在《发育生物学》和《遗传学》这样的专业杂志上，以他自己为主做实验的论文没有一篇发表在《科学》、《自然》这样的杂志（有合作的论文）。在中国科技现行体制里，对他的评价就会有问题。因为专家容易看出他工作的重要，不管他论文的篇数和所出杂志。但是中国现有体制内，他有可能在已经发表重要工作后还被埋没，或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不全面建立以专家为主导的科技体系，中国的科技就不能避免重复出现同样的问题，就会使中国科技发展受到阻碍，使国家在科技上的投资得不到应有的使用。
缺乏良好的科技文化科技体制和科技文化有紧密的相互关系。科技文化在中国历史不长，而且受传统文化习俗影响很大，一些不良习俗还没有改掉。
原始创新精神的欠缺，部分原因也许是中国习惯于跟“热门”，而错过自己创新的机会。还是以生物学为例。有三个领域，中国原本有一点基础，当世界重新在这些领域有重要突破时，中国并没有起到本来可能的作用。果蝇是一例，用蛙作模式研究胚胎诱导是另一个例子。
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两栖类研究把发育生物学推向了一个高潮。这个时期培养的一些中国留欧学生如庄孝惠、童第周等，把两栖类研究带到了中国。这个模式从194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进展很少而做的人不多。我估计，以蛙做模式的实验室，美国可能稍微多一点。到1970年代末，因为庄孝惠、童第周在上海和北京分别领导一个研究所，中国的研究人数不会比其他国家少太多。
但是从1980年代中期起，这个领域研究再起高潮，中国却没有，而且到现在中国也并没有因为世界科学界起高潮而对此领域有更多重视。
这样中国虽然长期维持了一个领域，却没有在科学发展上得到回报。究其原因，长期维持是因为两位老科学家的地位，而以后不再支持是因为他们不在了。科学以外的因素有很大影响。
以核转移技术为基础的动物克隆，也是中国以前学外国在低等动物（两栖类和鱼）做过的。这也是长期冷门的项目，世界上做的人很少。
把这个技术从低等动物用到高等动物，在实际操作上没有本质区别，靠不断的改进即可以做到。但是要在思想上认识到哺乳动物克隆的重要性，要有耐心。在1997年威尔穆特克隆多利羊以前，中国在人员和设备上都具备做哺乳动物克隆工作的条件，之所以没有，可能还是因为欠缺创新精神和文化。
小型的精英会议不受重视今年得奖的布雷内极喜欢科学交流。对平时的交流和冷泉港那样的小型会议，他有美好的回忆。中国平时科学工作者交流不活跃，许多人还在古代带徒弟一样的时代，怕别人知道自己做什么想什么。在中国举行的多数科技会议，对科学交流的热情也低于热闹场面的追求。在国际上，一些大型会议耗资大而对学术交流作用小，常常是讲完就走，没有太多的讨论和交流。这样的会议虽然有特定的作用，但不太受科学家欢迎。而小型的精英会议，有充分的讨论和交流，是科学家争相参加的。
中国和世界科学界相反，有许多力量支持大型会议，而不太支持小型会议。我自己有亲身的体会。中国举行国际遗传学大会时请我去过，效果和我想象的一样有限。而戈登会议是一个美国的小型精英会议，在科学交流上有很好的效果和很高的声誉。1998年中国创立一个生命科学方面的戈登会议，得到美国科学家包括今年得奖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霍维茨等人的支持，多半是因为这个会的对象全是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没有外界（新闻界和行政领导）参与。
虽然有科学界人士认为它是中国本土少有的好会，在国内亦有专业领导支持，但到实际操作时，中国起初尚有很少的支持，以后就没有了，所以2000年后改在香港，主要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科学基金和香港科技大学资助。这个会议继续成功举办，2002年在竞争上比许多美国的戈登会议还要激烈。然而，虽然科学效果好、国际支持多、灾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