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暴力现象
1. 执法部门滥用暴力
近年的暴力蔓延似乎首先发生在行使权力（尤其是“治安”权力）的那些部门，如警察、看守所等。“文革”以前这些部门本来没有酷刑式暴力的传统，往往更多地是采用精神压迫的方式，但“文革”这场全民性的暴力运动的发展使人心的暴力化变得十分普遍。80年代以来社会犯罪率的上升、看守所和监狱人满为患、警察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下降，导致警察滥用暴力的事件越来越多。此类事件多有发生，许多被无端刑讯关押的人都有体会，但媒体上却鲜有报导。即就偶然获悉的几例，也足以令人不歌不饭、抑郁终朝。
执法暴力首先是摧残血肉之躯的生命，其次还不可弥合地摧残了被害者的心灵，在其心灵深处以血刃留下累累创伤。更重要的是，它还摧毁了法律和执法过程的程序正义。此外还有一点可能被忽略的，那就是暴力的残害具有双向性。施暴者残害了受害者，也残害了自己的心灵。一个无端施暴于人、残害他人的生命本身就是残伤的，在向人施暴的过程中，嗜血的刺激、暴怒的神经、麻醉的需求、灵魂的癫狂、感官的错乱，这一切都意味着施暴者越来越失去正常的人性而变的非人化甚至兽性化。一个社会的执法机构如果经常依靠施行暴力来维持“安定”，其结果必然是最终毁灭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任何个人无端的暴力残害，就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威胁，因而也是对社会秩序自稳定机制的破坏。
2. 市民间任意使用暴力的行为以及社会对此的容忍沉默
暴力的蔓延还表现在发生于百姓身边的暴力。几年前北京市海淀大学区曾发生过一件骇人听闻的暴力凶杀事件，光天化日之下《科技日报》的一位记者被一位驾车人无故殴毙，在徒手施暴者的面前，众多围观的男子竟被震慑到瘫痪的程度，无一人出面制止，也无一人出言谴责，大家默默地目睹施暴者杀人后扬长而去。这起事件说明，在当下中国社会中人们心理深处的正义感和道德勇气实际上已经被社会暴力摧毁，徒手施暴者竟猖狂到这种程度，这是中国真正的悲哀。令人愕然无言的是，中小学校园中学童之间的恶性暴力事件也越来越多。更离奇的是，最近有报导称，国内还出现了“卖打专业户”，30元挨揍一次，供有暴力倾向的人尽情发泄暴力野性，居然生意奇佳，日入千元。
《科技日报》记者被无辜杀害的暴力事件在80年代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为什么90年代以来社会大众对这类丧心病狂的暴力事件竟熟视无睹？为什么短短几年内人心就发生了这么大的突变？最近有报纸报导，当一群小学生看到电影中日本兵把中国人当作活靶用刺刀屠戮时，竟如同观看喜剧般哄堂大笑起来。报纸的评论称，这是因为小学生的历史知识太差之故。这种评论令人愕然。难道一个正常的孩子不了解某一历史事件就应该对把人类当作活靶以血刃屠戮的行为开怀大笑吗？错的不是天真的孩子们，他们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应为此现象负责。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稳定”便主要是依恃强势对弱者的精神暴力实现的，如今精神暴力的泛滥已经演化为肢体暴力的流行，而社会大众则不得不学着“逆来顺受”，这已经成为大家自保图存的潜意识。发生了这种社会变化后，国人缺乏对生命价值和人的基本权利的共识，也就毫不足怪了。
3. 黑社会暴力行动日益蔓延
更令人惊愕的是，近年来各地出现了许多黑社会集团，它们大量采用暴力手段抢劫，在行动中从不留活口，以训练有素的冷静方式杀人如草芥，其冷血程度较之好莱坞电影中的变态杀人狂有过之无不及。有些地方的黑社会集团已与当地公安局乃至市政府的负责人密切勾结，得到后者的保护，如沈阳市的原市长、两个原市府副秘书长和几个局长，浙江温岭市的原市长和公安局长就是如此。
二、暴力的性质与根源
1. 依恃暴力的统治难为久长
暴力与自由处于人类政治行为的两端。“自由”的核心涵义是“不受外力控制或威胁（而进行自认为合理的抉择）”。而“暴力”的基本意义则是“以外在强力控制、伤害、乃至消灭生命主体（以达到暴力者的意志需要）”。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往往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一味镇压乃是下策；镇压之后不从优抚恤则是下下策；若再禁止民众议论，欲掩盖社会真相，封堵民冤，可谓下之又下矣。许多帝王虽不愿承认时弊，但碍于形势，不得不以宽为政。及至现代，连北洋军阀政府也学得一点。当时群情激昂的抗议学生欲冲入段祺瑞的执政府，卫兵开枪，有3位同学蒙难。段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从优抚恤”，事实上认错，而不是进一步镇压。结果校园中的追悼会肃穆井然，挽联如潮，报纸上谴责政府的文章纷扬浩瀚，民愤得以宣泄，事态遂很快平复。 反观当今社会，一切不满之声都被独裁统治所压制，民众的报怨与暴力倾向在不断地累积。
政府的唯一合法性在于民意；若以暴力镇压民意，无异于宣告其合法性的破产；欲重建立合法性、获得民意的认同，难如登天。被压下去的历史记忆往往会被扭曲，一旦从潜意识的底层翻上来，经常会带有狂暴或变态的性质，更难控制。真正的社会安定只有依靠理性恒定的国民认同。还应说明的是，和解不同于平反。平反与镇压皆属同一意识形态话语；而和解的前提是承当罪责，从互相仇恨的社会角色中退身出来。至于施暴者能否痛悔自身罪孽，则取决于对强权意识形态的非人性是否有一种深切的警醒和认识。
2.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两极化和世俗化对社会心理的影响
目前社会底层的人数迅速扩大，除了被限制在农村而又失去土地或异化于土地的农民，以及城市里受到歧视政策和城市社会偏见、又受着种种额外剥削的农民工，还有大量失业工人既得不到社会保障也无机会得到职业培训或再就业安排。广大农村人口和城市里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极低，银行里存着的几万亿储蓄多半属于少数富人。这一小部份富人（包括政府官员、私营业主）及依附于政府的事业单位职工加上少量外资企业白领员工，就是今日中国消费市场上的主力，他们的购买加上“公款消费”造成了局域性的“繁荣”景象；其中不少人现在满足于自己的房子、汽车，或以高档商品消费者、泡吧者、追星族自豪，甚至有人热衷于成为“高品味”的“鉴赏家”或“绅士”。正是他们在欢唱中国经济处于“良性发展”阶段的高调，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是“富国强兵”式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然而，这一小部份社会成员享受着的“繁荣”却掩盖了腐败制度化、社会两极化、社会诚信荡然无存、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无权者怨愤日增、土地荒漠化、生态污染化、国有资源流失、市场疲弱等基本国情，而围绕着他们“活跃”的许多媒体也帮着蒙住国人的眼睛，不让大家对社会危机产生警醒。
这样的社会两极化绝不只是影响到人们的收入差距，它还影响着人们的深层心理，使占社会多数的民众产生对现存“秩序”的严重不满。人们的心灵被残酷的现实和虚假的宣传所压抑，这正是近年来暴力蔓延的基本语境。而鼓励人们默认社会两极化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导向的主流价值体系，则从另一个方面不断消解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道德追求和伦理观念。
从80年代末开始许多大学生们就逐渐放弃以往他们对正义、民主的关注，转而打牌、酗酒以麻醉自己。起先他们是不得已而这样做，久而久之此凤日盛就成为颓废心态了。过去10多年来，舆论导向不断把年青的一代引向纯感观层面的消费刺激，同时挣钱也比过去容易得多了（且不论方式是否正当），随着奢侈品、俱乐部、夜总会、咖啡厅的遍地开花以及“小姐”服务的泛滥，许多人虽然有了风月和清谈的自由，却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关注，而只在乎眼下生活的舒适。自那时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也在分化，已形成了所谓的主流、中间与边缘之分，从权力经济的辩护者、超支生命的感官主义者、不择手段的利禄者直至现秩序的批判者，乃至主张回归“文革”的挑战者，不一而足。多数人一方面要表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另一方面又受到后现代思潮、虚无心态等各种观念的影响，已习惯于言行不一、不讲原则、以实利主义和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行为模式。人们对一切时髦的事务趋之若鹜，但实际上又充满了压抑和不得不噤口的无奈，没有真正的信念，甚至有很强烈的末世感，整个社会似乎处在扭曲病态之中，与正常社会中的积极心理和理性行为大相径庭。在这种社会心理、行为模式的支配下，再加上政策上的推波助澜，学术、文化、教育界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忧心的变化。学术界转向注虫鱼、吟风月，而很少愿意把生命投入到真正的创造性思维中去；学术的伪劣化，文化的商业炒作化，教育的利禄化乃至暴利化等，正在成为普遍现象。这一切都加剧了普通民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当社会的上层通过既有的权力而不择手段地“致富”，极力维护既得利益和已经营造起来的“豪华生活”时，面对社会伦理和精神价值的解体以及社会下层的艰辛和动荡，这些“精英”表现出一种毫不动心的漠然；而社会底层则每日为最起码的糊口而苦苦挣扎，其中的强悍者便转而用破坏和暴力向社会和现存“秩序”实行报复。
3. 社会两极化产生的暴力心理和暴力倾向
诱发暴力心理的因素亦有多端。首先是大规模暴力的应用把人们对理性、对话、耐心、妥协的认同逐渐消灭殆尽，在人们的心中印下了极深的不可磨灭的刻痕──在这个社会中，或者向暴力屈服，或者是自己成为暴力施为者。此种诱导有深刻的历史动因和基础，几十年来的阶级斗争暴力哲学的教育和实践已经令人习惯于以粗暴方式对待他人，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但其心理基础并未消失；如今只不过是从“人斗人”和“人整人”转化为“人宰人”和“人压人”，从政治的残酷到经济上对弱势者的无情剥夺，从精神的暴力到肉体的暴力，这一切每日都到处在发生着。在这种社会状态和心理基础上，一个人极易接受“暴力战胜”的诱导。80年代中国社会曾经历过人们心灵的初步“解冻”，10多年过去了，那短暂的人心向善良的回归又被再度扭曲到“解冻”前的状态。
其次，近20年来的物质主义教育以及对一切正当的伦理价值神圣性的肆意践踏，已使人心彻底物质化和功利化，“弱肉强食”成了社会行动的基本准则。90年代以来社会急剧的两极化，对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国民来说本来就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而当下豪华炫富和蔑视平民的风气又极大地刺激了许多人。一方面暴富者不断以其豪华诱人歆羡，而且为富不仁的作派从权贵一直蔓延到所谓的“中产阶级”和捞到不少钱的“知识分子”中。这些人不但没有基本的教养，而且把社会经济地位低于他们的人一概贬斥为“竞争中的失利者”，甚至以炫富欺贫为乐事；另一方面暴富手段普遍的不光明乃至卑鄙又令人义愤，而暴富者对权力的垄断更使无权无势的平民感到嫉恨。面对这种社会氛围所产生的无法宣泄的极端抑郁和潜意识里的那种躁动不安，极容易把人们引向用暴力寻求出路，特别是那些强悍的弱势者更会把暴力看成发泄的唯一出路或抢夺资源的主要手段。如果一个社会具有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即令存在着贫富差别，当富人对穷人以礼相待并与之融洽时，社会矛盾还不致于极端尖锐；而今日中国的权贵阶层所依恃的恰恰是完全不公平的、由他们一手遮天的权力和资源的绝对垄断，这种极端短视无知的“精英”心态其实正在为他们自己挖掘着“坟墓”，真正激怒社会底层使之暴躁动荡的，与其说是贫富差别的存在，勿宁说是权贵们对社会中下层民众的那种极度蔑视和任意欺凌的态度。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社会暴力是否蔓延还取决于社会文明化的程度。柏拉图将人类的灵魂功能分为理智、情感、意志等不同部份，根据这种区分但丁认为，暴力是意志之罪，人类还没有进化到谢绝暴力的程度。福柯说法西斯是内在的，似乎是指人类在生理和心理上会有某种潜在的暴力倾向。如果人的行为只受自我意志或情感的支配，则暴力的发生会频繁得多；如果自我意志不受抑制而膨胀到躁狂发疯的程度，非发泄而不能后快，就很容易产生暴力行为；但人类的理智和观念是可以约束潜在的暴力倾向的。在极为严重的饥馑状态下，有的人会食人，有的人则宁可饿死也不食人，这便是理念的制约。
从心理本源的角度去看，社会暴力来自人们彼此感觉和心灵的隔绝以及对社会现状的恐惧感，这种恐惧的程度与社会或环境提供的安全感适成反比。出于自身安全和社会组织化的需要，人类在长期演化中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习俗、礼仪以及文艺的升华和体育的竞技，达致某种消解日常暴力的“文明准则”。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大概与其非抑制暴力行为的能力相一致；但是，社会发展的异化或社会动荡会降低社会的“文明程度”。所以，一个社会既可能存在抑制、化解诱发暴力行为和动机的社会机制，也可能存在某些激发这类行为和动机的机制。比如“文革”时期通过意识形态宣传鼓吹对“阶级敌人”“施暴有理”，就是造成大规模社会暴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唐代的贞观之治时期，有的年份全国仅判处2、3个死刑且终于免刑。
既然个体生命的孤独隔离以及某种理念的触动可能引发暴力行为，那么社会对话、交往与关怀、心灵和理智的陶养便可能化解暴力。这种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文明文化与经济发展是可以相互协同作用、构成良性循环的，因为，任何社会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必受一定价值理念的引导和制约，必定要有正常完整的社会机制的运作相配合；但是，从某一短暂时期来看，经济发展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文明的进化。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混乱即与经济活动和价值观念演变的分裂有关。经济的发展、生活空间的扩展、享受生命快乐和个人抉择的机会增多，本来是极大的好事；然而，原本注重家庭生活而欠缺终极关怀和社会正义感的中国人，一旦沉沦到不择手段的“挣大钱”、“高消费”、为富不仁之中，放弃了对正常的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念的尊重，不顾地球家园、文化家园、底层动荡、社会分崩离析而营造的“欢乐大本营”，又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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