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5日，舞钢市又发生了一起雇凶杀人案件，让人吃惊的是，这起凶杀案的策划者，竟是被害人所在单位的领导：厂长、副厂长、会计。杀人的决定，正是在他们“集体研究”后“作出”的。
职业病
被害者是刘玉苗，舞钢市永裕印刷厂的职工。导致她遇害的主要原因，是她在工作中落下的职业病。
1980年，当时21岁的刘玉苗进厂在漆印车间当了工人。4年后，有天上班时，刘玉苗突然昏倒：头晕、呕吐、胸闷、恶心，而且“怪”病两三天犯一次。刘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经反复检查后，职业病防治所终于作了鉴定：慢性轻度溶剂汽油中毒。
原因出在厂里。一位熟悉内情的女工说：“厂里用的是老式的铅印设备，500平方米的车间，每天要用汽油1.5公升。”这种工作环境自然对人体有害，据了解，包括刘玉苗在内，该厂共有4人先后落下了这一职业病。
但刘玉苗仍然坚持上班，导致病情逐渐加重，“长期没有例假”，并诱发间歇性的精神失常。结果，从1997年始，因“能写能算、能说会道”、“勤劳肯干”等长处早已被提拔成生产副厂长的刘玉苗，被迫开始住院治疗。
同年，与另外一位有类似情况的女工一起，刘玉苗与厂方解除了劳动关系，获得了2.5万元的一次性补偿。
如果刘玉苗就安于这次补偿，也许她还不会遇害。但她是个性格刚烈的人，“连跟男人打架都不想吃亏”，这个“说话声音非常大、语速很快，还带着有点夸张的动作，穿着光鲜”的女工，在2000年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厂方骗了。
根据国家《职业病防治条例》：身患职业病而不能工作的正式职工，企业不能一次性给予补偿后推出门外，更不能解除劳动关系。
知道自己被解除劳动关系属于非法后，刘玉苗开始上访，和她情况相同的姐妹有好几个，但最后敢于站出来维护自己权益的，只有刘玉苗一人。
上访
“她一个星期来几次。”舞钢市经贸委的一位官员说。对这事感到头疼的，还有印刷厂前后两任厂长刘庆国和刘建超。
1990年代中期接任厂长的刘庆国，和“直来直去”的刘建超相比，是个“笑眯眯、轻言细语”的人。
已经不能工作的刘玉苗，无疑是印刷厂的一个包袱。在试图解决这个“麻烦”时，刘庆国和刘建超使用了两种不同方式。
每次去厂里报销医药费，刘玉苗常遭到白眼，经常是刘庆国踱过来解围，“玉苗，厂里没什么钱，这样吧，我这有百儿八十块钱，先拿去。”
1997年，刘庆国等6人将这个市属的国有舞钢印刷厂购买下来，改制为永裕印刷厂。赶在改制前，刘庆国拿到了白纸黑字的协议，解除了厂里与刘玉苗等2人的劳动关系，而按照与市里的转让协议：他将接收全部在册职工并安排工作，负责他们的养老统筹、医疗费、福利等。
上访同时，刘玉苗还揭露了厂里存在的其他一些问题：长期没交养老保险金；厂里本该赢利，亏损是不是因为贪污？
不止一次，刘庆国对主管的领导抱怨：“已经签过协议了，她这是在‘讹’我们！”
不断地告状让刘庆国很困扰，刘玉苗当过厂领导，对经营情况了如指掌，尤其是精神病发作时，思维更加清晰、亢奋，“她发病时有几个特点”，一位同厂女工说，“只讲普通话，记忆力特别好。”
刘庆国想了很多办法与她和解，找熟人、谈判、再赔一部分钱……
但就是不答应刘玉苗恢复劳动关系的要求。
刘玉苗不依，“这是我的合法权益，我要讨个说法。”
冲突
2002年，刘庆国突然出让了股份，刘建超，刘玉苗的堂兄，出任印刷厂厂长。
刘庆国改任副厂长。堂兄刘建超一上任就找刘玉苗谈话，让她看在一家人的面子上，不要再告了，等适当时机，厂里再给她一些补偿。但刘玉苗不答应，她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要恢复和厂方的劳资关系，并且补发多年的工资和医疗费，并办理病退手续。
这个要求被刘建超拒绝，“你要是不听话，就胡闹吧，到最后看谁来管你。”
刘玉苗反击说：“你要管我，就给我把事办了，你要不管，我就到上面反映问题去。”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
此后两人爆发了一次暴力冲突：刘玉苗拿着药费条子找刘建超签字，刘建超不签，“你都不是厂里的人了。”刘玉苗与之争执起来，刘建超让刘玉苗出去，刘玉苗不听，脾气暴躁的刘建超重重地打了刘玉苗一记耳光。
刘玉苗当时头痛得“嗡嗡作响”，到医院一鉴定，是耳膜穿孔，构成轻伤。按法律规定，致人伤残要承担刑事责任，刘玉苗要向执法机关控告。刘建超害怕了，经人说和，赔偿了刘玉苗医疗费2万元。虽然钱是印刷厂出的公款，但刘建超感到十分窝囊。
起诉
其实，舞钢市有关方面对问题的严重性也似乎有预感，一位官员曾直言：“得赶紧处理，否则会出事的。”今年初，当地市政府、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开了四次会研究刘玉苗的问题，最后决定：刘玉苗回厂上班。
但事情并未出现转机。由于厂方原因，刘玉苗无法上班，无奈之下，她被迫将印刷厂告上法庭。正是这场官司，使双方的矛盾开始进入白热化。
诉讼案一波三折，因为诉讼主体、诉讼权、诉讼时效等问题，法院先后3次推迟开庭。这时已经到了7月份。凶杀案的导火索，在这时开始点燃：7月20日，刘玉苗接到劳动局的通知，去办理病退手续。在劳动局填表后，鉴于有些栏目须厂领导签字，刘建超赶到劳动局，但他来后拿起表格掉头就走。
刘玉苗追到办公室后，刘建超提出条件：“要填表可以，你到法院撤诉，不然你休想。”
刘玉苗恼了，“你咋能这样，我是依法诉讼。”两人再次发生争吵。
刘建超彻底失望了，“你挡我的路，我整死你。”刘玉苗针锋相对：“你想整我，我还想整你哩！”
刘建超嚷起来：“就凭你？再来十个也整不住我。”
刘玉苗急了，跑到屋中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详细记载着日期、车号等印刷厂印盗版书的信息，说：“就凭这个！你印盗版书的事儿，我马上给你捅出去。”刘建超脸色苍白，把表给了刘玉苗，“你走吧，我再也不想看见你啦。”
杀人
冲突就此达到了顶点。
当天晚上，焦躁不安的刘建超，召集副厂长刘庆国、会计王玉焕、法律顾问漯河市华表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某，一起开会商量对付刘玉苗的办法。
“要不再给她多赔点钱？”作为律师，唐某深知，在道理上，厂里站不住脚。
“还给她钱？”几个人都不愿意了。根据“情报”，法院对刘玉苗的判决将在10万元以上，“这个数目太大了”。
昏暗的灯光下，刘建超的脸色显得很可怕：“找人干掉她！”
半天工夫，没有人说话。副厂长刘庆国犹豫了，“这样做太过分了吧，她毕竟是你的堂妹啊。”刘建超截过话头：“我没有这个妹，她是我仇人，非干掉她不可。”
“杀人要偿命的。”会计王玉焕害怕了，她与刘玉苗也有亲戚关系。
“不怕，我们弄周密点，请人来干。”几个人最后商议了这样一个结果：厂里出资1万元交律师唐某，让他负责找杀手。
这场密室谋划，一直持续到半夜。
律师唐某为何知法犯法？据警方后来的审讯，唐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以后可以继续当法律顾问，并且顾问费会大大提高；二是做了这件事以后，印刷厂以后就得听他的，他能从中得到很多好处。
雇凶杀人开始了周密策划，7月25日，唐某雇的两位杀手埋伏在工厂宿舍楼梯处。
这一天，天气“恰好”大雨；工厂“恰好”放假；平时不打牌的刘建超，四处找人打牌，还“恰好”约到了一位派出所民警。
在遇害的当晚，出去串门的刘玉苗到了姑姑家，姑姑想给她“炒个鸡蛋”吃，但她拒绝了，“今晚想吃点苦瓜和辣椒。”
吃完这顿最后的晚餐，当晚10时左右，从姑姑家回宿舍的刘玉苗，走到楼梯处，突然遇到两个身强力壮的杀手袭击，刘玉苗当场倒地身亡，“声都没吭出来”。
一个星期后，在公安机关的周密侦查下，几位“策划者”一一落网。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反思
刘玉苗的遇害，虽事出偶然，但偶然中也有些必然性因素。
据法院的一位人士透露，即将宣判的案件，刘玉苗可以得到的合法赔偿数将是10多万元。
10万元是笔怎样的“巨款”？可以用以下几个数据来说明：当地吃一次早餐只要0.5元，商品房为400多元／平方米，而当年刘庆国购买印刷厂的价码是：10.5万元。
“赔偿刘玉苗会让厂子破产”，舞钢市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厂子效益本来就不好，更可怕的是，工厂还有好几个人有类似的问题，赔了刘玉苗，其他人也要赔怎么办？”
这看来是个暂时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据记者了解，在1997年之前，仅该厂欠交的养老保险金就达到8万多元，此后也一直拖欠，依靠这些非法的手段，工厂在维持着运转。而这种现象，在当地企业里并不少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终于发生了“集体研究决定”杀人的惨剧。
和印刷厂解除劳动关系后，因为没有房子住，刘玉苗依然住在印刷厂的集体宿舍里。她有过几年的不幸婚史，除了自己看病吃药以外，刘玉苗还要供养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她一边看病一边打工，给饭店洗过碗刷过盘子，在新疆打了一年工，干过印刷厂的机印工，给公司推销过产品，摆过地摊……
尽管“母亲是个永不言败的人”，“即使在逆境中，也很少掉眼泪”，但她还是没法保证自己和女儿的生计，在这种时候，依法恢复与工厂的劳动关系，索赔，成为她的精神支柱之一。但突如其来的灾难，粉碎了她的一切希望。
此案的发生，还留下了一些耐人深思的疑问：作为刘玉苗的堂兄，是什么使得刘建超泯灭了亲情和人性，对亲堂妹举起了屠刀？身为律师，唐某是怎样助纣为虐，导致一个生命的陨落？记者寻访了刘建超的家人，以及唐某工作的法律事务所，但没人回答。
临离开舞钢前，记者来到永裕印刷厂，从外面看去，偌大的厂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大门上，铁将军把门。一个老人从外面走了过来，说：“你一个人也找不到了，厂子快倒闭了。”记者在门外走了很久，虽然事情已过去2个多月了，记者似乎依然能隐隐嗅到刺鼻的血腥味。
最惨痛的记忆留给了刘玉苗的女儿丽丽。在心灵深处，她永远也忘不了这样一幕：尽管在外人面前，刘玉苗显得那么坚强，但在和女儿一起时，她会“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咬着牙，无声地哭”。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