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这个目标做出努力由来已久，一切作为都是铺垫。如果说根据地时期有关的讲话、文章、文艺座谈会、整风等等只是预习，一进城，文革的序曲就奏响了：仅就大事而言：1951年2月底，电影《武训传》在北京公演，5月10日《人民日报》便发表社论，指出这是在“狂热宣传封建文化”，声明诸如此类也是共产革命的对象；1953年借着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从此学术权威让位给政治强人；1954年夏天，胡风交了一份《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秋天就受到严历斥责，罪名看似空洞，用意却很明白－－品评文艺作品之权在党中央。从此开始了由点到面的整肃。文化艺术部门里的反党集团不断涌现－－每一个人都代表着某类作品、某种艺术形式，在毛泽东看来，都有鲜明的阶级性。通过后来的反右、社教等等政治运动，对意识形态的触动越来越深。
毛泽东的理论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要相互适应，经济体制变了，思想意识就得跟着变，不然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社会制度可以用枪杆子改造，思想文化改造呢？靠政治运动。所以，文革前党在文艺范畴内的历次行动，都不是偶然的、即兴的，而是毛泽东彻底改变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大计中的一个个环节。虽然文革前的中国，文史哲教艺已经相当无产阶级政治化了，毛泽东还是看不下去，以他的立场和标准，文艺是帝王将相的舞台；教育“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历史哲学领域则“封资修”货色泛滥。刘少奇不象毛那么敏感、那么紧张，与毛配合不利，所以毛要抛掉他另组班子，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就是一箭双雕的文化大革命。林彪在中共“九大”上引用毛泽东的话也是这么说的："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以为通过这种“认真的演习”，可以找到一条免除“老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快捷方式，永葆革命江山。却不想，用“马上得天下”的办法治天下，不啻南辕北辙。从“阶级分析的方法，暴力革命的手段”中推衍出来的，在各行各业、各个地区开展“斗、批、改”的战略战术，给中国人带来的惟有灾难。把毛泽东一生的事业放在中国历史的进程里看，他起到的进步作用早在文革前就结束了。
令人玩味的是，文革前毛泽东出人意表强调的：党内有人在走修正主义道路，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云云，并非妖言惑众、骇人听闻。今天的局面证明，邓小平接手之后，中共在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得比毛泽东的担忧的还要快、还要远。时间上正应了毛：“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的话。然而，党变修国变色的结果却出乎毛泽东的预估：复辟给人民带来的是富裕，给国家带来的是繁荣，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强盛和进步。
站在毛泽东的道德标准和政治立场，文化革命应该搞。那时候，他大权在握、魅力无限，中国人信以为真，平白当了一次试验品。有了这个教训，中国就得从速建设民主政治，按时代的要求自己选择国家领袖，不能再让落伍的政治人物左右我们的命运直至他跨鹤西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