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星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他的情况是个别的，还是有某种代表性？在“世界精神病学协会”8月底于日本横滨举行三年一度的世界大会之前，美国“人权观察”和荷兰“国际基金会”联合发表了一份长达289页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在九十年代，中国因政治原因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有3,000多。由于该报告是以中国官方精神病学刊物中的数字和案例做的推算，因而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
虽然人们仍可质疑这个推算数字的准确性，但以我本人在中国的精神病院工作的经验，以及具体了解到的“病例”，可以证明这种问题是存在的。
我在上大学前，曾在黑龙江省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半。大约1972年左右，省公安厅给我们医院送来一个“台湾特务”，说要进行司法鉴定。出于好奇，我去特护房间看了这个“病人”；结果相当失望，因为想像中的间谍都是精明强干，或者像007那样潇洒睿智，但我眼前却是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小的17岁男孩。
通过主治医生得知，这个少年是在当地克山县火车站发现的，他说和“阿姐”在一个地下室长大，阿姐不断向台湾发报。公安人员按他说的地址，各处找了两年，用掉几万经费，也没找到那个发报的“阿姐”；后来怀疑他可能有精神病胡说，因此送来鉴定。
当时医院使用了特别的鉴定方法，用药物把这个“病人”的血糖降到最低点，即临近死亡边缘，意识能力丧失，然后公安人员模仿他阿姐的口气，向他要联络暗号和地址。中国曾红极一时的革命小说《红岩》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国民党特务给中共《挺进报》主编成岗使用这种药物，在他意识丧失之际，套出了他上级的联络地址，结果使重庆的中共工委书记许云峰被捕。
这种鉴定法的坏处是，病人身体不仅受很大损害，而且一旦血糖降低时间过长，或抢救不及时，就有生命危险。医生们对这个“台湾特务”这样侦测了两次，都没有套出需要的口供。最后一次，由于抢救失效，这个少年死了。
今天回想起来，这个少年不可能是什么台湾特务，他可能就是一个夸大妄想型的精神病患者，那些阿姐的情节，是他的臆想。从常识角度，国民党的特务在克山那样的小县城能发什么报，那个县城既不在边疆，更无任何军事设施，这个农业县在全省出名，主要是因为出了“克山病”（一种因水质导致的大骨节征）。
《红岩》是小说，那里是国民党残酷对付共产党人；而我目睹的是真实，共产党把虚幻抓到的“台湾特务”真治死了。历史真成是一幕讽刺剧。
第二次遇到类似病例，是在1986年。当时黑龙江省伊春市有个叫王福绵的工人，不断上访告状，揭发伊春市委书记王斐贪赃枉法，以及包庇他的儿子“王小三”胡作非为。王小三被当地人称为“王衙内”。结果王福绵被以“侮辱诽谤罪”判了三年。王福绵不服，服刑了两年多还在监狱大喊，“只要老子活着出去，就到北京去告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刑满释放后，王福绵果然去了北京，不仅向中央信访局递了材料，还带着他的朝鲜族妻子李华生一起，找到当时写了不少揭发冤案等报告文学的《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的家里，向他面诉了冤情。
但就在刘宾雁所住的《人民日报》宿舍大院旁边，从千里之外开来的伊春市公安局的4辆小车，已埋伏在四周。王福绵从刘家一出来，就被塞进警车，拉回了伊春。
这时伊春市委书记王斐已被提升为“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权力更大了。王斐们决定不再判王福绵徒刑，因为刑满释放，他还会去上告。他们指控王福绵有“偏执狂”。偏执狂是精神病中最难治的一种，如果对社会构成危害，需要终生关在精神病院。
伊春市公安局从我工作过的那家医院请去了三位医生，给王福绵做司法鉴定。三位医生被好吃好喝招待后，仅和王福绵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然后就按照伊春公安局的意见，把王福绵“确诊”为“偏执狂”。
刘宾雁对此相当愤怒，因为王福绵是在他家门口被抓走的。他争取了两年，最后《人民日报》领导同意调查这个案子。他带了两名青年记者，去了黑龙江。但黑龙江省委推诿说，查不到王福绵在哪所精神病院。我当时已在《深圳青年报》工作，正好当时回家乡看父母，于是刘宾雁托我利用原来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关系，查王福绵的下落。
经过原来的同事提供的线索，最后查到王福绵被关在哈尔滨市郊外50公里的“黑龙江省公安厅精神病管制院”。于是赶去那里，这是我第一次到这所特殊医院，它不仅地处荒郊野外，四外不见人烟，而且有高墙、铁丝网，门是铁门，和监狱差不多。医生、护士都内穿公安制服，外套白大褂。
这家医院的副院长，是从我原来工作的医院调来的，通过他的关系，我见到了王福绵，但护士一直在场。虽然谈话仅有十几分钟，但我没有感觉王福绵逻辑思维有问题。最后握别时，我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把一个小纸条和一点钱塞到他手里，他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机警地把东西攥进手里，护士一点也没发现。仅从这一个动作，也使我感到王福绵脑子是好使的。我在纸条上告诉他，刘宾雁已来调查他的案子。
后来还是通过那位副院长的关系，刘宾雁和他的两名助手一起到这家医院采访了王福绵。刘宾雁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院长和病房的医生经过一年多的观察，都觉得王福绵不像有精神病的人。我们和王长谈，把他的话录了音，觉得他神智清醒，逻辑能力很强，毫无病态。”
为了了解王福棉被鉴定为精神病的过程，我和刘宾雁又坐了一夜火车，专程去了黑龙江省精神病院，找到那三位给王福绵鉴定的医生。其中两名资深医生认为王福绵仅有人格障碍，但那位年轻的医生坚持认为是偏执狂。说来也巧，这位年轻医生原来是给马看病的兽医，两年前改行做了精神科医生。最后伊春公安局觉得“偏执狂”这个病名比较合适，于是王福绵就被和七个真正的疯子关在了一个病房。
刘宾雁返回北京后，把王福绵的冤情写成报告递交了胡耀邦和胡启立；还没等有下文，就开始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刘宾雁被开除党籍，胡耀邦被迫辞职，我也因签发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而遭撤职反省，报社被关闭。后来我把王福绵的冤案写成文章，用笔名发在了香港《百姓》杂志上。
在临来美国之前，我在深圳收到王福绵的一封信，得知他最后屈服了。因为没有人再能救他，为了不被当作偏执狂关在疯人院一辈子，他认罪了，同意了公安厅的一切说法，并在省公安厅草拟的四条保证上签了字：出院后不上诉不上告；不乱说乱动；不和刘宾雁等坏人联系交往；遵纪守法、永不翻案。签字后，他被送回家乡。他信中说，不再和他们斗了，要做点小生意。
其实王福绵有一点还是幸运的，那就是他在精神病院时，吃的不是真药。正常人多年吃那种治疗精神病的药，最后也得吃成痴呆。那位我认识的副院长经过我们做工作，最后同意只给王福绵吃假药。当年医院为鉴别假病人（如上山下乡青年为了返城），制作了一种假药，它和真药氯丙秦一模一样，但里面是淀粉。今天用真药，明天派假药，然后让病人谈感觉，那些装病的人，几次就说出了破绽。
当年轰动中国的日本电影《追捕》中就有这样的情节，高仓健饰演的那个遭到陷害的杜丘，被关进精神病院强迫吃药。但护士一走，他立即把药想法呕出来，不然的话，他最后就会像室友横路靖二那样，在药物作用下，变成痴呆，让他从楼上跳下去，他就会纵身自杀。
从黑龙江省公安厅最后释放王福绵的方式可以看出，公安人员并不认为他是偏执狂，因为让精神病人签署那种“保证”，不合逻辑和常识。它只能证明公安机构是把王福绵当作正常人对待的，只是在利用精神病院来惩罚异议者。
王万星的情况也类似，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王的妻子“为了使丈夫早日回家，她只好在明知丈夫没有病的情况下，违心地接受当局的数十条苛刻条件和安排，而当局却又一再食言。”“最近有关部门又向她表示，要放王万星回家，但依然附带诸多条件。”如果王万星真的是严重的偏执狂病人，按医学规定不能被“安排”回家，更不应该由公安部门出面安排。这一切都令人质疑背后可能有其他非医学的因素。
近年中国虽开放改革，但在精神医学领域，却有倒退的变化。一是精神病患者大量增加，但得不到及时治疗。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去年4月透露，目前中国约有各类精神病人1,600万（相当于一个荷兰），但全国住院床位很少，绝大多数得不到住院治疗；二是海外不断有报道说，中国政府把异议人士、法论功学员、工人领袖等关进精神病院“治疗”。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精神病学助教庐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当局把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院，强迫用药，长期关押，还用电休克的方式来强迫他们放弃信仰。”“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半中，大约600名法轮功成员被关进精神病院，其中三人已经死亡。”
因此，中国政府如果想“避嫌”，减轻在这方面遭到的国际舆论批评，起码应进行这几项改革：
第一，放弃中国的精神病鉴定标准，采用国际精神病专业公认的统一标准。王福绵被“诊断”为精神病时，中国的“偏执狂”司法鉴定标准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病人，自信力强，主观武断，刚愎自用。多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较高，精明能干，但看问题片面，不接受批评；对现象主观臆测，牵强附会；其妄想有一定现实性，内容并不荒谬。早期易被视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