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全国翻译界著名人士齐聚北京，对《堂·吉诃德》的众多版本当中哪个最好做了一番争论，李社长力荐杨绛版《堂·吉诃德》，没想到马上有人反驳道：“杨绛只是精通英文和法文，根本就没学过西班牙文，她的《堂·吉诃德》肯定译自英文版本，西班牙语圈中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的。”6月，李社长拜访杨绛时提到了这个传言，不料杨绛已经早有耳闻，但她表现非常低调：“我的时间也不多了，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没有精力做那些无谓的争论。”不过，最后李社长的一番诚意还是打动了杨绛，她娓娓道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事情要追溯到1957年，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因读过杨绛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于是就决定请杨绛重译《堂·吉诃德》，并告诉杨绛由她自己决定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杨绛一直是研究西洋小说的，她找了《堂·吉诃德》三个英译本和两个法译本进行比较和研究，发现这几个译本各有所长和不足，很难确定用哪一个更好。为了更为忠实地译这部世界文学名著，她毅然决定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已经精通英文和法文的杨绛，此时又开始下苦功夫自学西班牙语。她学习西班牙语，目的只是为了翻译，她认为她没有必要学习口语。她是一个文学作品的翻译者，不是口译者，这两者的要求不同。杨绛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着手翻译，“文革”中尽管译事几度中断，但她自学西班牙语却始终坚持不辍。将近20年后的1977年5月，她将《堂·吉诃德》全书译稿交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这是国内第一个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的中译本。
《堂·吉诃德》开篇有11首赞美诗，但在杨绛的版本中却没有翻译出来，有人认为她是“畏难”，事实上她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杨绛认为，塞万提斯写这些诗是为了应付当时出书必有名人喝彩的恶俗，那时他历尽坎坷，穷困潦倒，颇为自己出书无人吹捧而犯愁，朋友给他出主意说：“你何不自己写上几首歪诗，署上贵人名流的大名借以自吹自擂呢。”于是他便写下了那些赞美自己作品的开卷诗，其实都是些讽刺性的模仿诗，并无自我颂扬的真意，若将其视为歌颂自己作品的赞美诗，恐怕有违作者的本意；其次，这组诗诙谐幽默不足，反嫌沉闷冗长，让人难以卒读，何况它是《序言》中所指“与正文无关的点缀品”，略去也无妨。
言谈之间，李社长对杨绛满是敬仰之情，“先生的学风之严谨、为人之低调，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外界传言先生过于较真，那肯定是因为钱钟书的问题，现在有许多人‘借钱赚钱’，看上去是在弘扬钱先生的学识精神，实际上只是想给自己谋取利益，杨绛先生一直在尽全力维护钱学。但外界的评价甚至误解，先生倒是看得很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