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前一段写调查吴征杨澜的文章，有朋友提供了杨澜那本名人采访录《我问故我在》 （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但匆匆一翻，就吃惊不小。在中国那种没有新闻自由的制度下，很难产生名记者，因此也很少有采访录出版，所以杨澜的采访录起码会有不少记者看。但这位自称在中国开了不少媒体“先河”、并靠高举着在美国学了传媒专业的牌子而步入新闻界的杨澜，竟把“采访录”完全变成了“拍马篇”。
举几个例子：采访陈逸飞时，开场白就来了三个排比：“作为画家的陈逸飞……作为电 影制片人和导演的陈逸飞……作为服装设计师的陈逸飞……”反正每个领域都是大师。 在“杨澜视线”中，这陈逸飞真的起“飞”了，不仅是“闻名海内外”，全球的全才； “也是美食家”，上海的大餐小馆，“他都是老主顾”，大厨们听到陈大师来了，都出来听他品评，“他们在乎他的点滴评价”。连陈逸飞的穿戴也被夸赞，“服装的质地是 高档的，不动声色地表明了主人的审美和身价”。连陈逸飞的笑都是“不夸张、不造 作、持久而含蓄”，“他的笑极有整体感”（我真的弄不明白这整体感的笑是什么样的笑，难道像杨澜等其他人的笑有“零碎感”？）。
对如此这般的“采访”，看了杨澜的采访前言才明白，原来陈逸飞是吴征的“哥们儿”，吴征在上海开的西餐馆剪裁时，陈逸飞不仅去捧场，而且还帮助设计门口的挂灯用什么颜色。看了杨澜这种洋溢着深情厚谊的“采访”，真让人对“无实物交换”的变相“有偿新闻”增加新的理解。
这种充满“深情厚谊”的采访，当然也最适用于和吴征杨澜一起喝茶聊天的朋友余秋雨。由于杨澜“住在上海，与余先生交谈的机会多了。遇到不顺心的事，给他打一个电 话，跟他聊几句，就会觉得解脱很多”。所以杨小姐对给她排忧解闷释惑的余大师自然知恩图报，馈赠给他一个在电视上全方位反驳批评的机会。于是在杨澜的节目上，所有对余秋雨的批评和挑战，全部都成了外界的造谣，中伤；媒体的“无序”。
而杨澜对金庸的吹捧则直追文革期间中宣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颂。首先她出口编造金庸小说的发行数量“跟《毛泽东选集》差不多了”的说法，再撒了个把所有人贬 低到她那种水准的弥天大谎：“现在凡是问起能够读汉语的人，恐怕青年时代都有几个晚上不睡觉在看您的小说作品。”金庸虽然很自傲，但也被这种林彪式的吹捧弄到不好意思，赶紧说“不喜欢的人也不少”。但杨澜还没捧过瘾：“起码对年轻人来说，好像是必读的作品。”
然后用“有人说”这种方式，把金庸吹到“仅次于鲁迅、巴金和沈从文的一位20世纪的文学大师。”采访后记中接着说，“他的影响已超越了国界，也超越 了这个时代。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成就的确是旁人很难超越的。”杨澜要么是不知道国界为何物，要么是已经活到了22世纪。
除了对名流，对权力者和政府官员，杨澜更能捧。对搜刮民财、巨额受贿达661万人民币，不明财产269万，其女儿用赃款开了11家公司的大贪污犯、前沈阳市长慕绥新，在 “杨澜视线”中则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了“亲民的典型，清官的样板”。
慕绥新不仅贪污腐败，而且还和黑社会勾结，横行霸道。据中国《江南时报》报道 （2001年5月25日），慕绥新常训斥干部“你他妈的”，有位官员在会议上仅因增加政 法经费提了建议，慕绥新就大骂：“你他妈的连盖个厕所也得找我吗？”慕绥新不仅贪 用下岗工人的补助金，还就退休人员上访对公安局下令：“见到上访堵路的就给我抓起 来！”
该报还披露，慕绥新在北京治病时大收巨额礼金，沈阳市某局只送了3,000元，惹起慕 的不满：“这样的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是慕绥新的好友。“慕大人”到北京，有黑社会人员接机，豪华奔驰车直开到机舱前，庞大的欢迎队伍恭敬地 迎出这位身披黑风衣、戴着墨镜和黑手套的市长。他的下属知道，“老慕”就要这样的“黑老大”气派。
就这样一个贪官恶霸，杨澜则赞美道：“从他身上，我找到了中国一大批新型官员的特征：精力充沛，学识广泛，具有国际视野，兼备文化艺术修养，敢于讲话。当然更重要 的是，有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心。”
精明的“慕大人”当然体会“杨小姐”的好意，所以“采访”结束后，感激地说，“今晚，我陪你逛逛沈阳夜景吧。”于是逛完夜市，杨澜主动要求第二天再做一次采访，以 更“深入了解”。杨澜坦言，“在《杨澜工作>>的记录片中，这是唯一一次我用两段不同的时间采访同一个人物。”
慕被判决后，有人批评当地媒体，沈阳出了这么多贪官（被立案审查的正局级以上官员就有20多人），你们新闻界首先该负责，因为你们没有承担起监督的职责。但杨澜不属“当地媒体”，但她为什么要从中国最南方的香港赶到大北方的沈阳，专程去往天上吹捧一个地方官？而且破例地采访了两次？
慕绥新的贪污腐败，最早是被一位香港记者报道的，他认为慕绥新月薪一千多，但身上的衬衣、西服、皮鞋、手表等西方名牌货，价值几万港币。这位香港记者不仅没有像杨澜那样吹捧慕市长的“丰功伟绩”，而是首先提出怀疑。
最近香港《明报》报道，官拜副局级的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张锦胜、《人民日报》驻沈 阳记者冯奎先后被立案审查和处分，因他俩都曾接受“慕马案”（慕绥新和副市长马向 东巨额受贿）中主角的贿赂、然后向北京高层写了多篇“内参”，为慕、马两位贪官评功摆好。
《杨澜采访录》共收入31篇人物采访，其中仅三位对象是官员：中国对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当时中美谈判世贸，经贸部长的话具新闻价值）；卸任的香港新华社新闻发言人张浚生（在香港有一定新闻价值）；另一个就是对沈阳市长慕绥新。中国的中央和省级高官有上千人，别人不采访，为什么杨澜要千里迢迢从大南方的香港，赶去大东北的沈阳，采访一个地方市长官，而且露骨地吹捧？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暗盘交易？任何事超出 常理则令人怀疑。
除了谄媚性，杨澜采访录的另一大特点是，不仅不提任何挑战性问题，而且很多时候根本不提问，而是随便瞎聊。例如，在陈逸飞访谈中，杨澜的34个“问话”中，只有9个结尾是问号，其他25个是句号，根本不是提问，只是杨澜对陈的附合与瞎聊。在采访张艺谋时，杨澜的全部33个“提问句”，12个有问号，其他还是漫无边际的聊天。杨澜的全部采访基本都是这种闲聊式的“语言按摩”。
热衷妖魔化美国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把吴征那篇粗制滥造、被人称为“标志复旦堕落”的劣质论文选进了他的“传播中心”阅读书目。其实李希光应该把杨澜这本书也选去，通过这种采访录，让那些准备从事新闻工作的学生，临摹劣质采访，学习奉承撒谎，建立一支阳光灿烂的“谄业媚体”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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