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王绍光博士与中共的文化宣传

我原是极敬佩王绍光博士的，以为他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批判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记得他在美国时就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这在当时“6·4"屠杀后确实是难能可贵。他曾经感慨万千地说美国打工族总是这个星期等不了下个星期的工资，吃了上顿没下顿。在北大有点自由主义倾向的王绍光博士能在美国这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里唱这种反调（当然还只是在私下）的确表现了一点自由知识分子的风骨。

然而，我却差矣。在读了王绍光博士在中国《读书》杂志上的文章《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多维社于６月６日介绍）后，我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个中国的著名学者。 王绍光的文章是介绍英国一位作家桑德丝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渗透文化界与西方的敌人进行文化冷战的情况。通过王的介绍，他向中国人传递了一个极其醒目的说法──中央情报局是美国宣传部。

然而王的文章登载在中国的《读书》杂志上。尽管这个杂志在历史上属于比较开放的杂志，但毕竟它在中宣部的管制之下。曾何几时，该杂志的不少文章在中宣部的管制下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不知有多少文章被中宣部责难，该杂志的生存曾是个问题。如果不是迁就和跟从中宣部，今天它很难还能存在。

如果说西方作家批评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是害怕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利用国家机器灌输一种意识形态进而控制人们的思想，那么王绍光的文章的用意就大相径庭。他的文章给中国读者的强烈信息是：“你看，美国政府也在进行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你们就不必批评中国政府了。”如果王绍光不明白这一点，那就算他胡涂一回。如果王绍光博士明知这一点而为之，他要不是收到中国中宣部的资助，就是拍中国中宣部的马屁，进而间接得利。

在自由国家里批评自己的政府，是知识分子的天然责任，在不自由的国度批评自己的政府是知识分子的风骨。然而像王绍光这样的博士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里为自己的政府唱赞歌，不是献媚，就是为了得利。中共的宣传部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为自己唱赞歌，一个在美国享受过自由的人，而且他的家人也还在美国享受自由的人，用不着去凑这个份子。

王绍光博士在介绍《文化冷战》一书时没有做一点分析，比较和批判。比方说，他引用该书的一个数字，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七年二十年间资助了一千本书。王绍光博士有没有计算一下，在同一时间内（实际应减去两年）中共宣传部直接和间接地资助出了多少本书？

王绍光是康乃尔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他应当知道作学问的基本方法，那就是分析，比较和批判。如果他没有这样去做，你很难说他是在做学问。我看他是在做宣传，为中宣部做宣传。请看他是如何利用小道消息的。

王的文章引用英国作家的书说《1984》和《动物庄园》的作者奥威尔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豢养的。不知王博士在引述这些话时是否查证过这种说法。人们知道的奥威尔是穷困潦倒，死于贫困。他的书是死后才出名的。不知王博士是视而不见还是没有读过有关奥威尔的书。

作家是写故事或写新闻。他们的文章不必旁征博引。然而学者是作学问，就得旁征博引。如果一个学者随意的介绍和引用非学术著作而不加分析，比较和批判，他是在作学问呢还是充当他人的吹鼓手？

英国的丘吉尔有一句评价西方民主政府的话：民主政府是所有政府中坏的程度比较轻的政府。他是说，所有的政府都是坏的，但民主政府还不是最坏的。所有的政府都得接受人民的批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还是应当首先去批评那种最坏的政府。

桑德丝在西方批评自己的政府或西方的民主政府不会遭来牢狱之灾，王博士如果批评中国政府的话恐怕难免灭顶之灾。批评一个容忍的政府没有什么了不起，难就难在批评一个不容忍的政府。那才叫有风骨。如果实在是没有这种骨气，也可以缄口不言，总比当别人的吹鼓手好。

－－转自《北京之春》 (读者推荐 8/8/2002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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