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如此吗？
中国历来是由数据来说话，但又不能如黄仁宇所说的进行有效的“数目字管理”。数据的产出是先有指标，再有任务的分化，是自上而下的层层分摊，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汇总。数据出政绩，连官方都不信自身系统搞出来的统计。
据IMF的统计数据：在150个取样国家中， 197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第6位，人均财富拥有量在世界排名90位以内。而现在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第7位，人均财富拥有量排名134位。
奉行愚民政策的政党宣传总是要我们回过头去，与那“万恶的旧社会”比，强迫我们得出，“我们的生活比蜜甜”，一党专政的中国“就是好，就是好”。
公允地说，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不过是一个国家在没有遭到巨大灾难和阻碍下的前行，正如古往今来的改朝换代，那是历史的惯性使然。事实上，过去的半个世纪，是谁在拖着中国前进的后腿？又是谁让我们一次次地倒退？这是个不辩自明的道理。
与三年“自然灾害”比，我们还没有饿死，我们有一个伟大正确的党，与“十年文革” 比，我们还没有被打死，我们有一个开明民主的党。
上小学时老师就教过我们，学习要纵比，也要横比。
与发达国家比，我们被抛得更远，与发展中国家比也没有绝对的优势，不过还是“四大发明”，“地大物博”而已。
就连被我们官方媒体描得“凄凄复惨惨”的朝鲜，都在1958年全面实施了9年义务教育， 1975年甚至实施了11年义务教育制度。反观中国，义务教育竟成了国家拉动内需，刺激经济的法宝，政府的义务变成了公民的义务。
几十年来，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十几年前中国开始腐败的肢体上的疮疮癣癣，现在已经发出了溃烂的恶臭！
信手拈来，首先是党政的腐败，尤其是行政权力的泛滥，二十年的持续扩张，这个扩张包括行政机构的增设、人员编制的恶性膨胀。直接后果是行政权力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扩张的成本又赤裸裸地转嫁到农民、工薪阶层等广大纳税人的身上。
据史料与统计数据表明：隋代官民之比为1∶4026，元代为1∶2613，清朝是1∶911；其他国家，日本为1∶150，法国1∶64，美国1∶187。而我国现有官民比例，已经从建国初的1 比600暴增到现在的1比34，增长了17倍总计4000万强。不要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不和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比，就是和那腐朽没落的清朝相比，这已经是个怎样的情形！按照苛西纳定律：如果实际管理人员比最佳人数多2倍，则工作时间就多2倍，工作成本多4倍。一方面社会的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社会资源被白白地内耗掉了。改革初期，机关里的公务员争相辞职下海，现在又倒过来，官员们的三姑六婆，舅子老表一个劲地往机关部门里钻。相对于农民吃不好饭，工人没活干，体制内旱涝包收的薪水、丰厚的福利，真是个天上人间。看来机构臃肿已经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恶性肿瘤，没法割，治不了。
关于“三农”问题，已经是个说滥了的问题，套一句著名的成语，叫“罄竹难书”。
对农业的投入与日渐增高的GDP相比呈下降趋势，农民的负担不减反增。要知道共和国的工业化进程到了今天的水平都是当初农业产出的支持。如当年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不但没有消弥反而形成了今天城乡经济的巨大反差。最让人痛心的是，从来没有对农业进行过“ 反哺”，相反还在不断地“抽血”。
有道是：“英国出政治、德国出思想、法国出流派、美国出制度”，中国出什么？中国出口号！说起口号，我不禁想到了颇具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在贯穿南北的京广国道河南断赫然有这样的口号标语：“结贫穷的扎，上致富的环”，“一人结扎，全家光荣”……这就是真实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