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是如何教育培养贪官的？

大陆的贪官一旦被“拿下”，在法庭上进行“最后陈述”时，满含泪眼的“忏悔”中有一个共同的口头禅：“辜负了党对自己多年的教育和培养。”听起来倒也心酸，可听得多了，不免让人心生疑窦：难道多年来“党的教育和培养”只能回报出一个个给党丢人现眼的贪官污吏？换个提法，或许党只能“培养”出一批批让百姓既切齿痛恨又万般无奈的社会蛀虫？

党校如何教育培养贪官的

“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由一群理念、信仰、目的表面上大体一致，骨子里各怀鬼胎的人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党”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夺取了国家政权，成为历史上无数循环往复、改朝换代而披上新面纱的老皇帝，成为制订新的法律、货币、国家的疆土、财富的分配等名副其实的国家主人。虽然这是一个错位已久的概念--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但它继承了打江山坐江山的东方文化中的“精华”部份，至今没人愿意纠正它。对“伟大的党”久盛不衰的神圣光环脱魅的最好办法就是用经济学的观点去解释它。早期的党人之所以选择革命，是因为革命成功后的预期收益大大超过了革命的成本。后来的历史精确地证明了高官厚禄、大宅子、小车子、警卫员、服务员、保健医生，以及享受不尽的种种特权，所以“新时代”的党人们也就是天天站在法庭上痛苦“忏悔”的。这些从乡长到省部长各级墨吏，如同投资长线的股民一样，看准了入党后潜在的、不断升值的巨大收益回报。智商高的人，从上大学就开始拍着胸脯表决心、立誓言，一级一级往上艰苦跋涉，不亚于一场“新长征”，接着从上县一级党校直到上中央党校“深造”毕业，终于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完成了长线投资的必要过程。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一面在中央党校接受“谆谆教诲”，一面去澳门公款豪赌；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从中央党校的教室里溜出来笑纳巨额贿款，让“党的教育培养”成为滑天下之大稽的笑柄！

一党专制种下的苦果

在今天多元的社会里，我们仍然惯于“党”的一门学问，把它变成新的“精神鸦片”，变成“异端学说”的屏障，甚至变成聚敛不义之财、一夜暴富的工具！这样的“教育培养”岂不是社会的悲哀，民族的不幸。退一步说，就算人的道德还有主义之分，那么所谓“共产主义道德”在当今的信仰空白，没有完善的“机制”监督的前提下上靠什么来保证呢？党的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可能，也不敢检查“一把手”，上级纪委形同虚设，那些“辜负了党的教育和培养”的“忏悔者”们往往靠意外事件才牵扯出来。广西南丹县委书记上任三年，聚财四百万，若不是发生矿山事故隐瞒不报，天晓得坐到省长还要贪多少？面对这些穷凶极恶、肆无忌惮的朝廷命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三讲教育”加上“共产主义道德”来教育培养，岂不是对人类良知的极端蔑视和莫大嘲讽？官员们的“人类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根本格格不入，无法统一，也只能走向极端。而这种泯灭良知的惨痛后果，还是因为违反了社会发展自身的规律，治习专制下“一种学说”所种下的苦果。人性是“善”是“恶”，姑且不论，但人性须经常在贪婪与良心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和平衡。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社会地位的高低与道德水准的高下没有必然的联系，对流氓无产者无须多说，而一夜暴富的“革命股民”却是衣冠楚楚，经常在讲台上大作反腐倡廉报告的“忏悔者”，他们在人性方面甚至从不考虑做出“艰难的选择与平衡”

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人性所开出的“恶之花”，经党的“栽培”，才有今天的茂盛！与“教育者”作为规则的制订者、游戏的仲裁者，同时又是不失时机的参与者不无关联。权力市场化之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合二而一，形成共同利益集团，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