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晚，我回忆着那年水灾的事，觉得有价值告诉祖国同胞一个“汉奸鬼子们”隔海救国灾的故事∶
98年，中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那一阵，我每天看着日本电视里的新闻,心急如焚。
那天，久时不逢的朋友余三水来找我。他一进门，就像“天掉下来了”一样急切地说：“九师兄，大水的事，我们是不是想想办法，帮祖国做点事。”
余兄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他的专业是琵琶，而我学的是小提琴。他虽年龄比我稍长，但比我低一个学年，究竟谁算师兄？
我油腔滑调地说：“我早就改了挪威籍，祖国还会认我这假洋鬼子吗？”
他很当真地说：“别说是假洋鬼子，就是真洋鬼子，也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对人类做出贡献。”
余兄的眼睛本来并不算小，只是他高度近视，经酒瓶蒂圈上几圈后，就只剩下一点点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那一点点的诚意和爱国心。便觉得又要麻烦“自我批评”这个讨厌的老朋友了。
其实，我跟余兄油腔滑调，并不是因为我入了外籍、倒进了巨乳继母的怀里，就忘了我平胸的亲娘。而是我对“跟着余兄，到底能做些什么”，缺点信心。看看余兄，比我还早来日本数年，却不做一点生意，还死抱着他那把琵琶、还有他年轻漂亮的太太屈居在普通的公寓里，不像九哥独门独院还带车棚。“你那琵琶四根弦，我小提琴也弦四根。你又没多出一根。”
日本的电视，关于中国水灾的报道，虽然每天都有，但只占新闻中的一点。发那么多的水，一点怎么够。听说装一个卫星天线，就可以收到一个叫“大富”的台。有朋友告诉我，那其实就是戴了安全套的国营中央电视台。那样，一天二十四小时就可以看到水灾的情况了。我立即跑到店里，价也忘了还。不过“大富”台，好象还没大富，要不干吗还要另交月租，而且是一般“有料”收费台的数倍。我一咬牙，也算是支援祖国建设了。
于是我把自己的乐器店交给了个“打工妹”，每天就呆在家里耗眼睛。
那天看到大水淹了老家湘南，不由得锤胸顿足地：“心如火焚，心如火焚。”
“心如火焚，是什么？”当时还在任的老婆日本人的是。她的，“心如火焚”是什么的干活，当然地不明白。
“心如火焚，就是心里在烧火。”我还“哗”做了个心里烧火的姿势。再解释了一遍“就是看到中国发大水，心里就烧火。”
“大水发在中国，你在日本烧火，也管用！”日本老婆多么可爱，就是心无灵犀点不通。
通过国营中央电视台，我看到不少海外华人向祖国捐钱，十分感动。可谓：“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于是，以我一贯的个人主义单干手法，只想得出：通知我所有的顾客，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救灾提琴拍卖会”。把拍卖的钱，托我曾工作过的湘南电视台，转送给湘南受灾的父老乡亲。想让乡亲们知道，家乡除了个伟大的毛泽东，还有个渺小的九哥成。（对的，我姓成）
足足花了一个星期，一切“拍卖会”的准备工作就绪。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打了个电话到湘南电视台，想找培养过我的黎台长，给他一个为我骄傲的惊喜。那接电话的小姐居然“台里没这么个人。”这简直不可能。（后来才知道，黎台长也早就带头“下岗”了）
我只好与老家的哥哥联系，拍卖会后，钱不管多少也是我的一番心情，想请他把钱送到湘南电视台去。本以为哥哥会感动得痛哭流涕，不料，感动归感动，就是不胜任。“你莫害我好不好。我在电视上一露面，大家都知道我有个阔日本弟弟，那还不天天找上门。你真要行善做好人，我宁可陪你下乡，挨家挨户地送，做做无名英雄。”
“做无名英雄”还可以忍受，“挨家挨户地送！”被中国政府抓到，还不知要背个什罪名！（我对中国的成见，还停留在文化大革命。）
这时，日本的报纸上，开始不断有余兄组织“抗灾义演”的报道。他那被胶布缠好挂在鼻梁上的、也正在成为人们熟悉的眼镜。
有一天，报纸上甚至出现了他和松井社长的合影。（松井太郎社长是LN财团的大老板。他一般不出面，一但出面，后面必有另几家总公司的老板尾同。而每个总公司底下，又有几十百来个分公司）
于是，我开始怀疑“他琵琶四根弦，我提琴也弦四根，虽不比我的多，但琵琶弦比提琴弦是长一点，就长出那么一点点，真比我能？！”
后来我了解到：余兄离开我后，首先动员了自己歌唱家的日本太太，一起又走访了一些艺人朋友，大家开了个座谈会。（参加者中有位老人，是一名在美国卡内基音乐厅有过演出记录的吉他大师，我健忘，且降称“小则”。另一名日本大鼓手，是一位曾在奥林比克亮过相的名人。我寡闻，且屈名“真尔”。此外还有钢琴，长笛，唱歌的等等等等）
会上，余兄先向大家作了个形势报告，阐述了演出的重大意义。（我想一定有国际主义精神、对人类做贡献、立功赎罪、改过自新云云）
“完全没有报酬吗？”真尔问。
“没有，有钱出钱，有艺出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格言。” 余兄说得一点也没脸红。
“中国，有这格言吗？” 真尔还想确认。
“恩、、好像、有的。”还是老人小则更具善心。
大家排了排节目，商量了一些具体事务，义演的事，就这么敲定。
接着就是找财团做后援。其中找到LN财团的松井社长时，他说：“你的想法大大的好，看到中国遭水灾，我们也揪心。可就是，用什么样的做法效果会更好？比如，如果能让捐款的人确信，自己的爱心、能真正落到中国老百姓的手里，那我们接钱的手，也会伸得更加肯定。”
日本人就喜欢阴阳怪气：“松井社长，您是说、、、？” 余兄在打猜球。
社长助理王八翻译解释说：“社长是说，怕我们费了一肚子劲，最后不知道废到哪里去了。比如，以前我们也支援过一些物质去R国，东西一到飞机场就被军队截管了。通过政府送给孤儿院的食品，据说，也很少到过小朋友的肚子里。”
“王翻译官，你他妈爷爷一定是汉奸！” 余兄做出个很蹩脚的笑容给松井看，嘴里却用中国话骂王八君。然后换成日语说：“松井社长，这个，你的不明白。看看电视就知道了，我们的江主席、朱总理带着政府和军队都在救灾的第一线，他们很忙，没空去机场的。”
“说的是，说的是。” 松井社长的头，点着很勉强。
王八君生怕贪个“卖国贼”的便宜，赶紧解释说：“我不是说怕中国的政府和军队，我是说怕东西一下去，谁能说是真正到了老百姓的手里，还是被县老爷乡老爷村老爷几个亲戚分了，或几桌子请了、、、”
“王八蛋~但、是、、、”要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不得不“小忍”，还不知余兄会怎样臭骂他一通。
他站了起来，面对着松井社长，庄严得像入党宣誓，一拍胸膛，斩钉截铁地：“我余三水向你保证，把募捐的钱变成物质，用我伸给你的这双手，亲自送到农民家里。要不、我就不姓余。”
余兄的那双手，被松井紧紧握住。“只要你能把募捐的物质亲手送给中国的老百姓，别说是姓余，姓什么都随你。”
王八君插不上手，高兴得只好做了个“万岁”的姿势。
后援的事，就这样搞定、了难了。
接着，就是义演。
余兄抱着他的琵琶和老婆，率领着他的自愿军，浩浩荡荡先后走了长野县、德岛县、爱知县，连着演出了十几场。每到之处，无不人丁兴旺，盛况空前。
收入除开门票以外，还把演出中间休息的时间加长。这时余兄带着演员们，还有自愿军的其他人走下台，把一句“请多关照”、和写有“抗灾救民、中日友情”的钱盒子递给一个观众。这个观众丢了钱后，又将钱盒子和“请多关照” 传给下一个。
捐钱的当然大多是行善做好事的；但也不排除不给不好意思的；给了也无所谓的；恐怕也有看人家都给，自己也给，给了还糊里糊涂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更或许还有悔过自新、将功赎罪的。做好事什么动机都是允许的，只要结果是一样绿（日币千元），一样响（日圆硬币）就行。
一有空，后援的各社长们也来助威打边鼓。在公司，年过半百的堂堂大老板们，在剧场，也戴上小三角帽，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对着平民观众们点头哈腰，满面笑容地递上一个个“请多关照”和中日友情钱盒子。特别是那天，松井社长亲临，（除门票外）一场就收获了34万8千！（按7算折合人民币2万4千360元）
余兄的第三个战役“义演”，又以全胜而告终。
接下来的活，就是把“日本人民的情意，送到中国老百姓的手里”了。
余兄找了熟人张小姐，买了张特别折扣机票。拿在手里时还可惜不是张站票，并再三托付张小姐“下次有便机，请一定关照。”
就这样，毅然瞥下他的琵琶和老婆，单枪匹马回了老家江西。脚一落地，就立即纠集了一帮弟兄，商量作战计划。
此时，虽然水情稳定，但天已见寒。在洪水夺去家园，被大自然拥抱着的农民，还有他们的老人、妇女孩子们，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如何过冬。即使能在酷冬中幸存，接下来的死神便是春耕。大水把本来就很贫瘠的土地洗得干干净净，化肥将是明年生存的钥匙。
于是，余兄和他的弟兄们，买了绵被180床，化肥180吨，租了一个车队，前呼后涌地进攻（贡）革命圣地“井冈山”。（井冈山一直就是最革命的，当然也一直应该是最贫穷的）
当他们赶到井冈山的X乡，挨家挨户，把一床床绵被，一袋袋化肥送到饥寒交迫的农民手中时，巨风、也激动得一个劲“呼、呼”地为他们歌唱；暴雪、也感动得不要命“洒、洒”地随风狂舞起来。
如果把所有参加演出的艺人，还有每一个参加后援的老板，更有众多把爱心投进那小钱盒子里的日本友人，看到在遥远的中国，有一个老农，站在冰天雪地里，带着他失去丈夫的儿媳和一个没爹的孙子，伸出他僵硬颤抖的双手，从余兄的手里，接过用他们每一个人的情意织成的救命绵被时，用那心跳的音符汇成一首赞歌的话，那将是一首何等可歌可泣的国际人爱交响诗啊！
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是希望全宇宙的中国人都知道：在一个叫“日本”的小岛上，除了九哥以外，还有“余三水”这样一位更伟大的民族英雄。
当然，与浩瀚的救灾大军相比，余三水所做的、可能只算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都能像余三水那样，以自己质朴的爱国心，为祖国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很大的民族，就会变得更伟大一些！
后记：
话说余兄回到日本后，像他所承诺的那样，把给农民送绵被化肥的照片，拿给了松井社长看。松井大为感动。决定再酬一笔资金，亲自和余兄一起去水灾地区看望农民。
余兄欣然答应，只是脸上有点为难的表情。松井社长问为什么？余兄解释说“松井”这个名字，就因为一个电影，在中国颇具臭名。还是王八君有主意，到了中国就用“松井”的日语发音“马自一”。这样，定能避开不需要的麻烦和尴尬。
于是决定余兄、“马自一” 社长、王八君三人同行。
余兄已被井冈山X乡的人们视为财神。乡政府听说有位比余兄更大的日本财神来访，决定拿出我们中国人克己待客的传统，无论如何也要打几只鸟，抓几条鱼。也许是余兄为了让乡政府避“贪污”之嫌，或别的什么搞不清的原因，他告诉搞接待的人：“马自一”社长和王翻译都是主张保护动物的，所以绝对不要在餐桌上出现在煮熟之前带生命的东西。再就是，日本人的习惯是做蔬菜也不放油、不放盐、不放酱油和味精。这就叫原汁原味。余兄还特别关照：“王翻译正在减肥，所以一定不要害他多吃。”
至于，一行三人入乡后的情况，就给读者们留一个想象的空间。反正两三天后的结果是，松井社长大发感慨：灾区人民的确是生活在水深火冷之中，乡政府也没有让人不放心。而王八君则营养不良得只顾翻白眼，没体力发表任何谬论。
其实我倒觉得余兄做得有些过分。革命都胜利50年了，尤其又是老革命根据地，乡政府里决不会还有像王八君担心的那种损公利己，吃老百姓性命的人。除非那些东西不是人。
听说在三人期间还出了个小插曲，那就是一位老红军的儿子，听说当年父亲费了好大的劲，最后还是请了美国鬼子、以毒攻毒才赶走了的日本鬼子又回来了，便带领全家老小，跑到乡政府前，唱了一首歌颂社会主义的旧歌。只是歌词有些革新。
大概是这样的：
“社会主义糟，社会主义糟，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利益少。反动派打不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被请回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吃喝嫖赌新高潮、新高潮。”
由于有外国人在，乡政府怕“人权问题”赶走财神，便没有阻止。
松井社长问：“他们在唱什么？”
王八君使出最后的力气翻译说：“他们在唱时代新曲，就是歌唱他们的新生活、和表达对日本朋友的欢迎。”
“啊，真令人感动！” 松井的喉咙一哽，憋出一口痰，找不到吐的地方，又咽了下去。
王八君颤惊惊地窥了一眼余兄。
余兄这才嘴角一翘，终于露出了个满意的表情，算是奖给王八君的一个表扬。（九哥插话：这么反动，鬼才敢信这种瞎编的故事）
通过乡政府介绍，松井社长了解到，灾区人民在解决了吃住问题以后，最最迫切的，就是给孩子们受教育的问题。于是松井社长立即掏出100万日圆，并拍板另外出资办两所“希望工程”学校。并取名为“樱花希望学校”。
乡长听到这个决定，想着乡里许多求读无门的孩子们，还有那些自愿教书拿不全工资的老师们：“‘樱花希望学校’，这名字好！那我把井冈山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两朵‘樱花’上了。”一激动，双手就向松井社长伸了过去。
松井出于礼貌，也赶紧伸过双手接着。乡长握住社长的手使劲一摇，夹在松井胁里的皮包就掉了。
余兄眼不明手却快，一把接在手里。这时，余兄觉得这个黑黑的皮包无比的沉重......
“塞哟呐拉”的时间到了，乡长把三人一行送到村前。
松井望着那片乡村，默默的停留了好几分钟。自言自语地：“多好的一片土地啊。”
坐在回县城的车上，松井社长忽然指着外面：“有了‘樱花’这个根据地，将来，就有可能在这里建一所井冈山最大的日货商业销售中心。”
......
看了上面这个“汉奸鬼子们”隔海救国灾的的故事，不知祖国的亲人们在发何感慨？！
九哥于日本2002年1月17日
声明：怕惹麻烦，书中人名都作了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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