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体育变成政治工具

体育本身是提纯了的竞争精神，必然要超越政治，也只有超越了政治，方能保持体育的真谛──以和平手段和平等规则升华人类的自由竞争的最佳方式。但是，中共执政后，中国体育从来就不是体育，足球也不是足球，而是政治工具。独裁制度化的宫廷体育，不仅玷污了体育本身的纯洁性，而且扭曲着人性和民众的爱国情感。由官方供养的专业运动员，他们创造的每一项成就，最终都要算在领袖、共产党、国家和各级领导的头上，甚至荒谬到算在某个独裁者的个人身上。毛泽东时代的乒乓球的全球第一，邓小平时代的女排五连冠，江泽民时代的申奥和足球的成功，不仅是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象征，也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学说的伟大胜利。

在毛时代，爱国主义凝缩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句口号中，乒乓球的崛起被独裁者作为这口号的最好例证，植入每个中国人的梦境，庄则楝那代球员在六十年代所创造的骄人战绩是我们这代人心中抹不去的记忆。当年中共不顾国情和国际局势，盲目地同时对抗美、苏两大国，直到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的挤压使中共无力承受之时，才放弃用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所包装的称霸野心，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与美国结盟。于是，中国体育中最有实力的乒乓球，又一次充当了当年中共的政治工具──与美国交往的外交工具。许多优秀的运动员成为体育政治化的牺牲品，如庄则楝。

在邓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振兴中华”的呐喊声中，中国女排的崛起以及五连冠，受到全国民众的瞩目和欢呼，北京大学等高校大学生为女排的胜利而疯狂，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于是，官方立刻抓住这句口号，把“女排精神”作为意识形态教材和各行业的典范向全国推广。六四大屠杀，使中共面临着改革以来的空前困境，在内忧外因之中，中共再一次打出了体育牌，对一九九O年的亚运会的极力张扬和之后的申奥决策，都是政治体育的重头戏，以至于为此先后释放了头号政治犯徐文立和魏京生。更荒诞的是，由于六四大屠杀所导致的一九九三年申奥失败，却为中共摆脱合法性危机提供绝佳的契机：百年耻辱和反华势力的延续又有了新的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爱国狂潮。而这，正是中共的血腥罪恶在民众心中逐渐淡化的开始。

江时代，官方鼓荡下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江核心也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口号，代替毛时代的“站起来”和邓时代的“振兴中华”，江泽民屡屡以高亢声音在报告的结尾喊出这句誓言，还经常在公开场合指挥人们高唱“伟大的祖国”。正是这种以爱国主义重建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维持独裁统治的战略，使中共第三代不惜一切代价投入政治体育的经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申办奥运，都不会像北京申奥那样，进行如此广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动员，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和掀起如此罕见的爱国狂潮，即便是三十年代纳粹、八十年代的前苏联主办奥运，也没有表现出中国人的狂热。申奥成功，北京百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国家最高决策层出席世纪坛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紧接着，中国足球侥幸晋级三十二强，又一次强化了体育的政治功能。“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而在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喊劈了嗓子欢呼的强国心态的背后，正是“百年耻辱”和“东亚病夫”的历史所固化的雪耻情结、自卑心理和称霸野心。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无以傲视天下之时，体育比赛中的胜负作为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便负载起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

这样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体育，即便能够靠宫廷的喂养创造骄人的成绩，也无法培育健全的体育精神(特别是公平竞争的意识)和民族精神，而只能是独裁政治的愚民工具，也只能生出扭曲的人性和畸形的民族狂热，而这种狂热又恰恰是独裁者摆脱合法性危机的最后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