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在一九九三年，在大陆农村地区就有六千二百三十起农民示威抗议事件发生。在骚乱中，当地政府机构被围攻或砸毁，政府官员和农民因此而伤亡的人数有八千二百人，直接损失达二亿人民币。
在一九九六年冬天到九七年春，有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三十六个乡镇发生骚乱，有三十八万农民参加。一九九九年，在湖南省宁乡县，有三千农民举行示威，中共派出一千五百军警镇压，在冲突中一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二OO二年初，在广东省东莞，几千名农民聚集在镇政府门口示威。
除了示威抗议等具冲突性手段之外，还有很多农民采取上访的温和手段发出怨言。这种方式的激增，也预示农村地区的潜在不稳定状态。据统计，在一九九二年，仅在河北省一个镇子，就有一百九十三起上告信，投诉当地乡镇官员违法乱纪；一九九三年头七个月，上告信激增到二百四十三起。
前中共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发表离职讲话时说，他(曾担任安徽省委书记)曾问一个农民，现在乡下人需要什么，这个农民说：需要陈胜吴广。(陈吴为推翻秦始皇暴政的农民起义领袖)
为什么农民，越来越倾向于造反，要找“陈胜吴广”？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苛捐杂税太多，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一九九四年，中央“作秀”般的取消了五十种税收以减轻农民负担。光取消的就有五十种，农民的负担可想而知。农民究竟负担多少税和费，恐怕谁也说不清，因为即使今天取消了，明天又可以增加别的名目。
在九十年代后五年，农民的收入增幅出现稳步下降的趋势，从一九九七年的百分之四点六，下降到二000年的百分之二点一。另外，农民的收入下降，还由于乡镇企业生产力下降。目前大陆的乡镇企业多处于调整阶段，其生产能力普遍下降，在一九九五年到二000年期间，降到了改革以来的最低点。在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乡镇企业的雇工人数下降了一千万人。
不管中共高层是否重视农民负担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农民的不满都会与日俱增。主要在于：中共实行政治专制的瘸腿政策，势必越来越造成社会腐败、贫富两极分化。这种腐败和分化导致的不满情绪只会越来越强烈，根本无法消除。
虽然中共一九九四年下令取消了农民的五十种税收，但地方政府可以在一个早上又增加二十种。各级政府纷纷要从农民身上榨取资金，只要这种政府不是民选产生、又无法有效监督(没有自由媒体)的话，这种巧立名目、搜刮民财的做法和政策都无法有效地改变和防范。
中共乡镇企业由于产权不清，管理不善，无法有效地进行转型调整，增加竞争性。这种乡镇企业在国际经济中是个奇怪的产物，它既不是私营的，又不是完全国营的，是个混合物。但其本质仍是国营占主体，因为它的领导不是像西方企业那样根据占有资产和股份大小来产生的，而是由上一级政府部门任命的。这种管理体制无法确保这个企业的长久成功。乡镇企业经营不善，农民的利益首当其冲受到损害。
另外，没有独立司法，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没有定期的民主选举，农民的不满和当地官员的不法行为，无法得到独立审理、报导、揭露和惩罚。
因此可以预见，大陆农村地区的不稳定趋势将会继续发展。目前农民抗争事件虽然数量大，参与人员多，但由于分散，没有组织化，还不构成对中共政权生存的直接威胁。大陆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如果导致经济迅速恶化上市场严重波动，乡镇企业进一步受损，农民利益更被损耗，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受到影响的话，那么城市下岗工人和不满农民结合，有可能形成全国性的骚乱和更大的社会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