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完全是董家店自己挑起来的。
香港经济不景，董建华的亲信，70年代就朝拜井冈山的财政司梁锦松提出公务员要减薪共渡时艰。为了减少公务员的对抗，港府抛材料对公务员进行丑化，并且将董建华施政的无能推给公务员的不支持，挑动市民和舆论对公务员的不满。当公务员接受减薪后，政府却进一步提出要立法减薪。原因是政府同公务员的合约中并没有减薪一项。港府为了害怕公务员起诉港府导致港府败诉，遂要立法为减薪制订法律基础。公务员担心立法将出现两个恶果：第一是因为有可以减薪的法律将来就随时可以减薪；第二，政府视合约当废纸，将来想起来要减掉什么或取消什么，都可以随时立法，因为立法会根本是受董建华和北京控制的。
在这个过程中，公务员工会多次要求同董建华沟通，都被董建华所拒绝，才使公务员被迫准备组织上街抗议。即使如此，特区政府也没有沟通的打算。在游行的前夕，梁锦松声言公务员将成为市民的“公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在7月6日专门召开记者会，警告公务员上街会同市民爆发冲突云云。最大公务员工会的华员会虽然被政府分化，但是还有十个公务员工会参与，并且得到其他工会的声援。有几个工会领袖下了军令状，声言如果游行人数不到三万他们将辞职。结果警方公布是两万五，公务员工会宣布是三万五，是公务员总数的两成，有的媒体估计是四万。总之，是八九民运百万人游行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队伍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有包括七千名身穿江泽民最不愿意见到的黄色衣服的纪律部队开路，当先头部队到达中环政府总部时，尾巴还在维园没有动。也没有出现政府预期中的市民出来攻击公务员，有个别人在路边拿支持政府立法减薪的标语批评公务员，但是更多的市民在路边围观鼓掌表示支持。
在董家新店刚被聘为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刘兆佳承认政府错估形势，降低了董家新店的威信。其他学者也认为香港的国际形象受损，因为体现政府的无能管治。新班子一出师就败阵，并非好兆头，至少说明他们仍然缺乏处理危机的能力。
江泽民的形象也受损。因为在新店就职的庆典上，江泽民号召公务员要服从和维护董建华的领导。大概香港公务员还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而认识到“党的领导”是区别香花毒草的第一条标准，居然继续反党，把江泽民的讲话当放屁。所以也奉劝他们，特别是为首的几位，要认识到中共“枪打出头鸟”的报复政治文化，小心被秋后算帐。但是香港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斗争得来的，不能靠恩赐，只有前仆后继的斗争，才能推动香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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