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世界报文章指出，十三年后的今天，纪念“六四”和要求为“六四”民主运动平反的呼声仍然是当局“最为敏感的一件事”。与任何历史事件一样，1989年的“六四”事件的影响力也会因时间而损耗，而“淡漠”。但随着中国逐步走向“转型期”的历史特点的出现，这种影响力反而加强了。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期待，构成了海外流亡运动和本土异议运动对国家和民族前所未有的双重关怀。而大陆民主异议运动的状况始终是“被削弱之后又重新苏醒”。世界报援引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广州，一个操律师职业的知识分子最近公开要求当地警方允许人们在中山大学校园纪念“六四”。当然，这个有良知的知识人立即遭到逮捕。他的个人命运可想而知。
世界报同时提到了北京的情况。“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发言人，十三年如一日要求当局公布屠杀真相的“死难学生的母亲”丁子霖教授，依然在高压下抗争。她近日告诉法新社，她的“六四”难属团体于5月27日召开了会议并再次致函国家主席江泽民，要求就官方正式平反“六四”与政府“对话”。与往年一样，警方每到“六四”纪念日总要“拜访”这位“死难学生的母亲”的家，警告她不要做出什么举动。世界报文章指出，留在大陆的异议人士始终遭到当局的严密监视。这说明，大陆异议运动始终存在，并成为政权的一块心病。而无论是对于1989年下令天安门屠杀的决策人（今天应该被视为一个极权政党及其政府的集体罪行）还是对于普通的中国人，“六四”并未成为某种历史档案，而仍然是一种现实。只要大陆尚未实现政治民主的转型，那么“六四”所开始的反抗极权政治的异议运动就不会停止。
世界报援引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五月底的一份报告指出，经情报分析和辨别证实至今仍有200名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的人士或要求为“六四”平反的人士被囚于中国的监狱。在经济活跃和繁荣的社会生活背后，共产党镇压异议人士仍然是一成不变的严酷现实。最近的几个例子是，一个名叫王锦波（音译）的异议人士因在网上要求平反“六四”而被判刑四年；另一个名黄琪（音译）的异议人士因开设纪念“六四”死难者的网站而被判有罪（刑期不详）。大赦国际认为，至今被囚在监狱的异议人士的实际人数可能不止200人。
世界报指出，除了大赦国际提供的大陆政治犯和思想犯的人数之外，还应该加上一份在张良《“六四”真相》（Tiananmen Papers）一书公开发表之后被捕的官员名单，大约20人，他们因涉嫌泄露“六四”机密文件而被捕。《“六四”真相》一书在美国出版后，一度震撼共产党的决策高层，构成了2001年初的一个重大事件，导致共产党在官员阶层实行了一次党内清洗，并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在全国清查和收缴有关“六四”的文件、图片、录影带以及一些当事人的日记和笔记本。
围绕“六四”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包括每年纪念死难者的活动和公开要求平反的呼声，以及随即而来的镇压或常年的监视，这一切都构成了中国大陆“六四”记忆的后续事件，也构成了大陆异议运动的特殊环境。世界报认为，中国“民主异议运动”并未熄灭，而是“被削弱之后又重新苏醒”，犹如深藏的火山。
这种潜在状态，常常被注重表象的分析家（包括一些流亡者）诠释为经济生活（包括由此带来的物欲横流）的社会性后果，亦即物质主义打垮了启蒙精神。但另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是，政治上的异议运动被体制和经济改革本身引发的大量社会风潮掩盖了，或继续采取孤立的方式存在，或直接卷入新的社会抗议运动，如东北的工潮、河南艾滋病村民揭露地方当局草菅人命的社会抗议事件、国有企业下岗工人要求社会保障的呼声，等等。世界报这篇题为《北京担心民主异议人士卷入日益增多的社会风潮》文章所谈论的就是这一新现象。也就是说，大陆异议运动已经从单纯的政治层面扩大到更广的社会领域。这引起了拒绝国家政治转型的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警惕，他们担心异议运动渗向社会领域将导致共产党靠经济改革维持执政合法性的最终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