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六一”儿童节，有许多孩子会度过一个充满阳光与欢笑的节日，而对另一些孩子来说，“六一”只是一个憧憬。
卖花女孩：都市新童工
中关村，罗杰斯酒吧。每天晚上会有一个小女孩来这里卖花。很普通的玫瑰，要价却很高。
小女孩叫珍珍（化名），今年才10岁，家在湖南株州农村。在一个月工资200元的诱惑下，父母让她跟着同乡“老板”到了京城，一同出来的还有好几个同龄的孩子。
“不光我一个人，人民大学还有一个，这片地方我们有好几个人。我们每天下午4点钟出来，晚上12点一起回去，我们住在西客站。”头一次面对问她这些问题的人，珍珍有些好奇，也有些害羞，拍照的时候把脸藏了起来。
“你别把我的照片登到报纸上去，”听说要把她的资料登报，珍珍有点慌，“老板会打我的。”
“如果找到人送你回家上学，你愿意吗？”我问她。她渐渐地收起脸上的笑容，低下头很久没有说话。
在北京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珍珍这样的孩子，因为贫困离开了父母和家乡，为了并不高的“工资”来到这里。华灯初上的夜晚，他们出没在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兜售着不属于他们的鲜花。
“不能卖花了我就回家。”问她长大了做什么，珍珍这样回答。
外来工子弟：第二代漂泊
*没有“名分”的存在
在北京火车站，总能看到背着大捆行李的农民工，他们鲜明的存在于这个城市，却并没有被真正接纳，他们的孩子也不得不接受同样的命运。
农民工的孩子上不起公立小学，大多数上的是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就象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尽管已经并不鲜见，却依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分”。
*孩子眼中的城市：我在北京找不到学校
孩子们在作文里写下他们眼中的城市生活：“到了冬天，天很冷，爸爸开着三轮车，拉着大白菜去卖。爸爸带着我，我坐在车上都很冷，爸爸坐前面，那一定更冷。我长大以后一定要让爸爸过上好日子。”
“我姑姑在北京，我家就到北京打工。北京找工作很难，后来就卖盒饭、卖水果、烙大饼。父母整完了他们的事，又为我的事操心，因为我在北京找不着学校……”
*被剥夺的未来
对于农民工子弟，教育也许是改变他们未来的唯一途径，当教育也被无形剥夺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农研中心吕绍青研究员指出：“户籍制度、城乡壁垒造成了打工子弟生存状态和受教育权利的缺失。他们的命运不仅仅供我们简单地施以同情，因为他们的命运包含在我们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中。”
三毛流浪记
这是让人们既同情又避而远之的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省份，以安徽人居多，平均年龄3、4岁至8、9岁，常常三五成群一起行乞。他们的背后都有几个大人在操持他们的日常生活。小乞儿的身世多极为可怜，除极个别发育正常外，多数都伴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有的是天生残疾，是被狠心父母抛弃的弃婴，也有后天被人贩子拐卖、再被这群乞儿“父母”为了赚钱残忍地把他们弄残的，更有被农村的父母嫌弃是女婴多少又有些身体不健全而低价出售的……
还有一群年龄在8、9岁至15、16岁之间的小扒手们，几乎全来自新疆。他们那异国情调的脸庞、浓密卷曲的头发，除了盯着行人挎包外哪都不看的眼神，让人很容易就一眼把他们分辨出来。
孩子总令人“哀其不幸”，却无法“怒其不争”，在生活和命运面前，他们实在太弱小。
一根火腿肠的故事：城市新贫困
在北京一间普通的街边小店里，一个小男孩手里捏着两毛钱，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根火腿肠。孩子的眼神毫无遮拦，那是渴望。小店的大妈说：“孩子，我不能再卖你火腿肠了，因为你的钱差得太多了，要不然你买点糖吃吧。”孩子说：“我不想吃糖，我想给我妈买肉吃。”
男孩来自一个下岗家庭，只能依靠低微的救济糊口。孩子妈妈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等着姐姐到她家串门。早几年她下岗时，我国还未来得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她和她的家庭立即成为新的贫困人口，不仅失去了工资收入，原来享受的企业和政府的大量隐形补贴，如住房、取暖、交通等均随下岗而消失。
据专家估计，2001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口）的上限为23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5％，月人均收入为200元左右；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下限为1400万人（其中2002年低保人员123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3％，月人均低保资金不足100元（2000年为58元）。
北京的早晨，很多家长开着私车送孩子到学校，另一些孩子只能走路上学，从车流中低头穿过。
为儿童打开未来之门
北京只是一个缩影，中国各个地域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在北京找到，各个地域各个阶层的孩子，也在这里并不平等地生活。驱使他们的最大原因是贫困。
对于孩子来说，贫困不仅仅意味着缺乏金钱。贫困意味着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任凭他人的意愿摆布，为了勉强度日而忍受屈辱。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没有机会追求比较美好的未来生活。由于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资源可以利用，他们很难打破贫困的循环。
每个新生儿降临人间，人类的希望与梦想又重新点燃。这些生活在父辈贫困中的孩子会有怎样的未来，决定了我们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而这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转载自 SOHU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