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和许多“好人”不一样的地方是，面对暴行他从不把头扭过去。不仅如此，自八九年以来，他一直坚定地站在暴行的对面，公开并严厉地谴责暴行，认真而全面地研究暴行产生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讨论制止暴行的可行和有效的策略与方法。他一方面在理论上探讨如何改变中国社会、实施民主宪政，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和领导了海外各种旨在推进中国民主的实际运动。大概没有人可以说他是在谋生时无路可走才不得不寄身民运的吧。实话说，一个人能做到他曾做的很少一部份，就很不错了，依我看就是他待在美国继续做这些事，已经极其难能可贵。他这次回国闯关，无疑是向依旧在黑暗中的中国说：我回来了。所有的暴行我都看见了，别指望我扭过头去。我还打算准备揭露那些鲜为人知的暴行，打算尽我所能地制止这些暴行。哪怕这意味着牢狱之灾。我知道能够这样做的人尚不足以被称之为圣贤，但是所有的圣贤无一不是从这里开始其历程的，从甘地、曼得拉、马丁。路德金到索尔任尼琴和萨哈罗夫。
当然人总有另一种活法。我们都知道只要你能变通一下对暴行的基本态度，即便你偶有出格之论(那是你为赢得善良人们的敬重所预先支付的一点投资，连代价都不算)，你还是可以名利双收的。人们实在很容易在今天的中国找到这样的榜样。老一代人里面，巴金算是个典型。这个为他被极力美化了的“丑行”而不断忏悔的老人是深知如何在向民众索求声誉的同时向暴政索取富贵的。他有时也谴责暴政，但那一定要是被官方认可，也被官方“英明地”终止了的暴政。他甚至想要建一个“文革博物馆”，可是这个博物馆里如何放置毛泽东的位置，他不说(忘了？)。这象是说我想修个庙但不告诉你里面的菩萨是谁，你怎么好把这类动议当真呢。至于六。四，他只字不曾提过。我不知道象这样如此精制的忏悔还有什么值得世人尊敬的。听说最近他还向党中央表示过有几个问题想不通，偌大年纪，这番撒娇打滚真是难为他了。中年人里余秋雨就更聪明了。如果你读到他是如何憎恶千年之前迫害苏东坡的“小人”的话，你几乎无法不对作者的人格产生一些颇为浪漫的联想。不过当我遍观他的大作之后，几个问题马上就把这浪漫变得十分不堪：他能对从故纸堆里发掘出的这个小人如此痛恨，可是为什么对曾发生在他眼前的文化革命中的小人们却不置一词？更别提那些“大人”了。他对千年前的文人苏东坡遭受的冤案(还算不得暴行呢)怒发冲冠，为什么却对自四九年以来被共产党暴政迫害的千万个知识分子的遭遇(与之相比苏东坡的情形连小儿科都算不上)讳莫如深？这正直也真病态，这愤怒也太矫情。在年轻人里我已经找不到什么典型了，因为他们报效权力的方式更多，理由也更现代。我们甚至可以经常看到他们公开地对社会的一些黑暗面表示出比常人更激烈的愤怒，或你死我活，或痛不欲生，却从来听不到他们对暴政哼上一声。这老、中、青三代真是聪明绝顶，为粉饰那个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暴行，他们索性连扭过头去的怯懦都免了。
杨建利这样的人在今天的海外，今天的中国是少而又少了。权力之外却粉饰暴行以分一杯羹的人也并非很多。回到最初的话题上去，我们即不是残暴的施暴者，又不是勇敢的抗暴者，能有什么虽小有风险却并无大碍，虽叫不上嫉恶如仇也称得起问心无愧的立场可持吗？有的。那就是对暴行不要装看不见，不要扭过去你的头。五个暴徒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服一百个善良的人，如果善人们都扭过头去；但他们绝难制服二十个百姓，只要百姓们肯怒视暴行。就杨建利被捕一事，具体地说，如果人在国内，能公开表示想不通就算是怒视了。置政治制度争论于一边而拒绝承认拘捕的合法性，要求公正、公开的司法审理就算是怒视了。如果人在海外，上网表示自己的意见，利用各种可能的渠道为杨建利呼吁，对杨建利的家属表示我们的持久而坚定的同情和支持，那已经可以算是怒视了。
今天发生在中国大陆残暴专制下的暴行种种已经使人们难以心安理得地视而不见了。它彻底粉碎了关于新一代有文化、有学历的中共领导会比老一代更人道、更开明的梦想。一个温和不过的书生竟然迫得政府践踏它自己为维护其统治已经数度“完善”的法律，也真值得为之一叹。想来网上之人无不识文断字，通天晓地，大多或许读过、听说过那段著名的忏悔。我不能把它原封不动地搬到这里，但我始终记得那段简单的句式。“他们迫害A，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A；后来他们迫害B，我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也不是B；后来。。。；后来他们迫害我，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它只是总结了所有想自外于来自国家暴力迫害的人们的必然遭遇。著名的打击5%的理论颇能欺骗很多人，其实只要把专政的铁拳挥动二十来次，就少有什么人能够幸免了，没错，连那些迫害人的都不能幸免。海外的华人大概可以窃喜于自己的侥幸，可是生活在那端的亲人呢？我们的确经常怯懦，但即便最残酷的暴政就可以使我们放弃对生活的有起码尊严的选择吗？
谁知道，也许能的---只要我们甘愿在暴政开始迫害无论什么人的时候向暴政澄清我们其实连个零都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