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另外好几位朋友，近些年也先先后后回国，有的进中南海接受了江泽民的接见，有的在中央电视台风光亮相，有的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上。最次的也被地方政府捧为海外专家什么的。
想想这些，我心里好生郁闷。这杨建利与那几位朋友都是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曾几何时，他们还同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调侃或面红耳赤地争论，真是彼此彼此，足可称兄道弟。
可今天的差别竟如此之大。
因为得不到自己国家的护照，杨建利不得不假朋友护照冒险回国。而我的“那些”朋友们则是由政府这样或那样的机构或部门“请”回去的，甭管这后面有什么不太高雅的勾当。
杨建利回去是访问弱势群体，去体尝那些正在被排除于“三个代表”之外的人们的疾苦，去了解他们的愿望。而我的“那些”朋友们则是拼了命地往“先进生产力”的车上挤，或者唾沫飞溅地向当局献出现代化的锦囊妙计。
所以，才有了上面天壤之别的对待。这可真是一样回国两样情。
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老师讲起从中国古时到现代忧国忧民之士的故事。从屈原到孙中山，无不激励人心。久而久之，脑子里就有一个印象，好象凡是有点知识和良心的人都要忧国忧民，否则就算不得有中国人说的“风骨”。
大概忧国忧民于当今的统治者也无伤大雅，所以，即便是从来就高叫要断然与传统观念决裂的共产党，也常常教导它的知识分子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忧国忧民。不仅如此，凡被中南海认为忧国忧民有成者，诸如钱学森之类，基本上也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荣华富贵。
如果说当年除开钱学森还没有几个人具备高度的忧国忧民觉悟和精湛的忧国忧民技巧，当今乖巧的中国知识分子，却不乏其人了。
本来嘛，这是个无论按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当代潮流都值得称赞，并且往往有些许实惠好处的事，何乐不为？所以在今天，忧国忧民之士不仅遍布神州大地，还星星点点地撒落在夷人的土地上。君不见，凡是中南海的头头脑脑们有点伤风感冒的时候，我们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就帮着流开鼻涕了，甭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不过，时间长了，我倒看出一点蹊跷，这些时不时流鼻涕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很有分寸的。
他们忧国，大概不假，因为这样的忧，忧而优则仕，就象我的“那些”朋友们。
他们少有甚至决无忧民，这也是千真万确，因为那样的忧，忧而优则失，失身份，失护照，失职，失势，失家，甚至失命。
所以我要说，在今天的中国，有种的知识分子是那些忧民忧国者，而绝非忧国忧民之辈。
忧民忧国，把这颠倒的次序再颠倒过来，这才是我们今天知识分子的风骨，这才应该是。
忧民忧国，这就是杨建利。
其实，杨建利有十二万分优越的条件去做我的“那些”朋友们做的事情。美国甚至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数学和政治经济学双博士，走遍全中国能找到几个？如果想，他随便拨弄几个名词，抖落几个理论，再亮出哈佛与柏克利的金字招牌，还不能在凭一个假学历就能吃遍大江南北的中国弄个光彩照人，甚至摇身一变成为这样官那样总的？可是他没有。
他视抛弃了劳苦大众的统治者的座上宾为粪土，而把为生养他的人民奔走呼号的沉重十字架勇敢地背负起来，然后从容地走进了共产党的监狱。
这都因为他心中拥有的是那字字千钧的忧民忧国。我相信，历史终会记住杨建利这样有种的知识分子，因为历史终究是人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