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工程，国内外已多有负面评价，其中论述最为全面系统者，当首推旅德学者王维洛先生的专着《福兮祸兮──长江三峡工程的再评价》。王维洛先生不仅亲自参与过三峡工程前期规划，还得到一批反对派专家的支援。因此，这本专着可视为三峡工程反对派之代表作。
三峡工程引来举世反对之声，何以当政者仍一意孤行，坚持上马？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让我们拂去历史的积尘，追溯三峡工程的直接起因。
建国以后，三峡大坝工程曾几次提起，最高决策当局都知难而退。１９６９年文革时期，水电部、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再次联合提出报告。这次不再以历次报告所申述的“防洪、发电、航运”为主要理由，而提出了……坦克和装甲车。──原来，在湖北深山里建设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实际上还担负着重要的军工任务：生产坦克、装甲车。这些重型武器和武钢为生产坦克特殊钢板而从德国引进了１７００毫米轧板机最后神话般地成为一个超级水利工程的催产素。
１７００轧机耗电量大，尤其是起动电流极大，当时的华中电网难以承受，于是必须在附近新建一座大型电厂；既然要建电厂，水电部就势再次提出上三峡；在三峡工程被再次驳回后，水电部、军方、湖北省在寻找替代方案时，提出了葛洲坝低水头电站，宣称解决了怕敌方炸坝的顾虑；于是，便有了葛洲坝工程十万火急上马。（了解了“坦克装甲车”之背景，也许就明白了为什么葛洲坝会边施工、边设计、边修改，十万人马挑着箩筐就匆忙上阵的苦衷。）
在这个连环套里，作为坦克装甲车生产线和１７００轧机的配套工程，葛洲坝必须在开工后三年半就发电，五年全部完工。但事实上十一年半才开始发电，十八年才完全建成。坦克、装甲车和１７００轧机等候不及，早已用拼拼凑凑的办法解决了用电困难。在这个角度来看，葛洲坝工程的规划与决策是失算的。但是，葛洲坝工程局这个拥有十万之众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此羽翼丰满。水电部更如虎添翼，上下联手，挟葛洲坝工程之余威，三峡工程已是志在必得。公开的，他们宣扬葛洲坝是三峡的练兵工程，营造“三峡必上”的舆论；私下里，他们斥巨资修建通往上海的输电线路，进口大量眼下并不需要的设备和载重车辆，制造既成事实，向决策当局施加压力。他们最终如愿以偿：１９９５年，三峡工程上马。坦克装甲车终于奇妙地变成了世界绝无仅有的超级大坝。
什么是三峡工程“主上派”的真实动机呢？
在经过长期论争之后，三峡工程的灾难性前景已日渐明朗，“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之想已不可得的情形下，上马派那种集体性的狂热动力又来自何处呢？当然只能是某种利益，某种共同的利益。但，究竟是什么利益呢？
三峡工程数千亿投资，即便仅“雁过拔毛”似地剥一层皮，千分之一中饱私囊，也是上亿！利益如此之大，当然要强行上马。至于对国计民生有多大危害，甚至最终建得成建不成，或建成之后因为危害太大而不得不炸掉，只要私囊已满，他们并不关心。曾经有许多人建议以建设几个较小的水坝来代替三峡大坝发电。对主建派来说，这真是馊得不能再馊的主意：跑到什么金沙江、大渡河上去建坝，有省长厅长当吗？搞小水电站，能出国考察，招标，订货吗？有美元上腰吗？
到此，一些断片式的疑点也许可以“合理”地连缀起来了：为什么“长办”执法犯法，在国家法令不允许垦殖的分蓄洪区重新安置移民？为什么“长办”违反规定，允许在分蓄洪区内建筑永久性建筑？为什么三峡工程上马前要“寻找、安排”耗电企业用地，以消耗过剩电力？为什么水利部对国务院加固长江堤防、安排行蓄洪区的决定阳奉阴违？为什么“长办”（“长委”）和水利部百折不挠地想上三峡工程？为什么政府当局要实行“舆论导向”，压制不同意见？为什么可行性报告的提出、审批和批准竟然是同一批人？
有旅美中国学者概括道：“一个大型工程如果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演变成一个公共机构，它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分与该机构有利益关系的政治家的工具，而这个机构本身也转化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它就不会再遵循当初创建时的宗旨，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活动。”中国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正是这样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存在的巨大集团。在他们利用大型工程猎取集团和个人私利之同时，政治家们强化了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黎民百姓也获得了民族自豪的心理满足。
也许，这才是三峡这个“政治工程”的真正秘密。在现存社会制度下，他们如鱼得水。但是他们不会永远是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