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发自北京的长篇专文旨在探讨胡锦涛在中共体制下窜升的背景，根据这发迹过程和罕有的几个“亲近”同学或同事的观察，判断胡锦涛掌权后可能用什么样的领导方式治国。
这篇文章说，胡锦涛窜升到今天接班人的过程，不要说曾像毛泽东那样“有屁就放”，或至少像朱熔基敢于宣称“一百颗子弹，九十九颗杀贪官，最后一颗留给自己”的悲壮，他连打嗝一声都不太响，主要是怕得罪人，“他当然不可能让国家走到自由与公开选举的快车道上去。”
文中说，可是，中国大陆人民就是要他们的领导人敢于大胆、敢于粗鲁、敢于“超过凡人”。再说，或迟或早，他四周的人一定会催他步调走快些，届时，他就得决定要像过去领导人那样大力镇压改革的呼声呢，还是乘着政治浪潮，把国家带向不可知的境地？也只有到这关键时刻，世人才能知晓胡锦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
第二篇专论是由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执笔，这位“天安门档案”的编辑人回顾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来的历史，认为“中国虽大，改变却很小”，从胡耀邦、赵紫阳下台的往例，更可看出胡锦涛一定是谨慎第一型的“本质保守派”，不堪领导中国大陆面对一系列新的重大挑战。
黎安友说，连朱熔基都两度公开主张开放各级政府公职公平竞选，“这些提议都来自党内，可是政治改革的进展十分有限，因此没有理由可以对胡锦涛的新领导班子可以更乐观，说它会是更进步的领导群”。
他说，由于邓小平式的“渐进改革主义”成效优于那些大胆采用“震撼疗法”的国家如俄国，“安定至上”--即使压迫手段谋得--一直就是中共偏爱的领导方式。
中共害怕一旦开放政治参与，下冈工人、不堪税赋的农人、被列为非法的宗教团体等等，争权将如河溃堤，一发不可收拾，黎安友说，“这种短视、救火式”面对社会变迁的挑战的方法，已经让中国大陆付出很大的代价：别国政府不断谴责中国大陆严苛的内政政策，社会上冲突也日深，东北工人的抗争即是一例，共产党一味采取不让百姓有申冤管道的政策，直到怨声载道到爆发的地步，才又自己大吃一惊。
他说，权力排名第二的李瑞环、第五的曾庆红、第四的罗干等人，都会催促胡锦涛进行不同领域与层面的改革，“很不幸，胡也不可能是推行这些谨慎改革的领导人。”
这些人在中央政治局里面各有山头，胡锦涛对他们的价值，以及他自己是否能够存活，就要看他摆平各山头的本领，总之，他不可能发动甚至支持这些山头或退休老人认为有风险的改革。
黎安友说，可以放心打赌的是，胡锦涛领衔的新领导集团会继续将中国大陆带到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的境地，也可能在美国不太找麻烦的情况下，加深与美国的关系，不过它会实行“必要、大胆的”政治改革的机会很小。
黎安友在结论中说，可是，不进行政改的话，社会压力将不断增强，其结果“可能最后对新领导班子、对外边世界都很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