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成名成家，便容易自我膨胀，以为一窍通百窍通，对自已不熟悉的事情信口开河发表意见，说一些愚不可及的话，这种现象很正常，不能说明专家滥得虚名。天下象老枭这种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天生的通才，毕竟是少而又少的。专家者，某门学问有专业研究，某项技术能特别擅长之人也。
然而，如果在自己素所研究并借以成家的专业领域，见识平庸肤浅寡陋，甚至违反常识，蠢不可及，那就有辱斯文和专家之名矣。可惜，此类名实乖违者，何其多也。我就见过不少，如古典文学专家不懂平仄不会旧诗，社会科学研究者斥黑格尔为反动云云。而且往往读书愈多、文凭愈高、名头愈大，就愈愚蠢。谓予不信，举例为证。
文革中，出自专家之口的“把毛主席著作学好了，地里的庄稼也就长好了”、“如果不学好毛主席的哲学，高炉的钢铁就炼不好”之类傻话，还有某大科学家“亩产十万斤是完全可能的”之类疯话，咱就不举了，那毕竟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嘛。向前看吧。
在要不要“高薪养廉”之争中，专家们大多持肯定态度，有认为高薪可以提高腐败成本的；有认为当官的都属于高智商，他们的脑力劳动价值应当区别体力劳动者，只有高薪才能实现公平分配的；…（对此我已予以痛斥，见《枭眼看世之一六五》）。
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大喊法治建设却反对民主制度的，有认为“计划经济反应慢和运作僵硬的弊病，完全可以通过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来坚决”的，有认为中国国情特殊，老百姓有了民主就会饿肚子，国家就会四分五裂的；有说老百姓素质低劣，不需要民主，“给他民主也不懂使”的，有认为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的…。
还有几个名震天下的经济学家，或认为腐败有助于体制改革、社会进步；或认为文革大鸣大放大辨论是真正的民主，是大自由大民主；或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农村基层劳动等总体制度安排”，是“向人类平等目标逐步迈进的真诚努力”（老枭只想有机会在这位大专家头上撒泡尿再骂：真诚你个头！）；
还有经济学家与媒体携手做秀大唱小康颂歌的，经济学家用两种计算方法得出了中国人民已进入小康水平的伟大结论：一是gdp超过800美元就是小康，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00年底已达849美元；二是看“恩格尔系数”，这个比例低于百分之50，就是小康，而我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1999年是百分之41、9，农村是百分之52、6。这些专家只会玩纸上数字游戏，却不肯睁眼看看现实，有多少工人失业、农民赤贫，有多少弱势群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前社会是分配极端不公的金字塔型结构的社会，少数权贵强势集团，高踞于金字塔顶尖，岂止小康，那是大康、大大康，是超级富豪；而大多数人被压在金字塔底层，离小康还有着十万八千里哩。
曾在“焦点访谈”上看到主持人敬一丹采访中共党校的“专家”，谈十六大和二○○二年。这个“专家”在谈到应该如何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中心的党中央周围、学习三讲、深刻领悟三个代表的精神时，大声说：“有了三个代表，我们就有了战胜一切的武器。”； 列瓦雷士网友也回忆说，一次， 他们请来一位北师大的“博导”，他破天荒地也凑到听众之中。这位“博导”的开场白是：“最近我有一篇研究邓小平思想的文章，被《中华文摘》全文转载，而且被排在中央首长宋任穷文章的下面。” 诸如此类专家，则不仅无知，而且无耻矣。
并非专家们天生愚蠢下贱，或者书读多了名头大了就变傻变贱，而是因为在咱们中国，xxx是领导一切的权威，要想成名成家，必须攀权附势并抛弃原则和常识。名大家成后，觉悟也高了，奴性也足了，良知和常识也丢得差不多了。要成功就得有牲牺，此之谓也。
袁枚曰：识以领其先。做诗如此，做人和做学术何尝不是如此？如果目光浅短、见识庸陋，或者缺乏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纵头衔吓人、著作等身，也不过俗儒庸才或无聊帮闲也！老枭偶尔抽空骂骂他们，就象小人国里巨人逗着他们玩玩，借以消谴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