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般的“遣送”

发表：2002-04-18 21:55

我是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本科生，工学学士。今年1月4日晚上，在上海市崇明县侯家镇，因为找不着旅馆，看见街上白底红字的牌子 “有困难，找警察”，我满怀希望地进了当地派出所，寻求帮助。由于一时没找着人，又累又困的我在值班室睡着了，没想到这一觉使我跌入了噩梦般的深渊！

　　晚上被叫醒后，就被他们关进了拘留室，第二天又以盲流的身份被送到了该县的遣送站（当时我随身带着我的身份证、毕业证等证件，他们也打电话到我的工作单位北京电力建设公司干部处核实过我的身份）。

　　作为一个懂法学法守法的公民，在崇明县遣送站冻了一夜（屋内没有被褥，大小便都在屋里）后，我根据《收容遣送条例》中不服遣送者可提出申诉的条款要求申诉，却被拒绝。该站管理人员说：“我们正在为上海市遣送５０万人而努力，你这样自投罗网的还想申诉？”我只好给家住上海的同学杨立廉打电话，她说好第二天到上海市遣送站保我出去。

　　1月7日我和另外的２７人挤在一辆车上被送到上海市遣送站（蒙自路４３０号），在那里他们翻检了我的行李，并搜查了我的全身，拿走了我的一些日常用品（我的３４９元因藏在袜子里侥幸未被搜走），而后要在一张申明在遣送中出现任何意外遣送站均不负责的文件上签字。我对管事的警察说，我是大学生，证件都在包里，下午还有同学来保我，可不可以不签，却被强令签字。

　　吃完中午饭，就被押上了前往徐州的火车，我对他们重申有同学下午来保我，要求留下等候保释也被无礼拒绝。（在去徐州的火车上，我把我的情况向押送的警察反映，并把我的证件给他们看，他们也表示同情，并说直接送我回北京，但由于中途由徐州公安接班而成了泡影。）

　　下车前身上的皮带也被抽走，下车后在进入徐州遣送站的路上，由于没有皮带加上还有两件行李，走得有点慢，头上立刻被打了几警棍，但这一切只是噩梦的开始。

　　进遣送站后，这里的公安问我们有没有钱物要“保存”，因为在上海遣送站所有“存”的钱都被无端扣了１００元，所以我不敢说有。又让我留电话叫亲友来保我，我告诉他我是大学生，本来有同学在上海保我的，在徐州没有亲友因而不留电话。

　　进了屋（他们叫号子），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家伙就扑了过来，抬手就打了我几个耳光，另一个就开始搜掠我的行李，稍有点不满就对我拳打脚踢，他们不但抢走了我的２０９元钱，还抢走了ＢＰ机和一些衣物，之后又强迫我双手抱头蹲在木板铺上，蹲得我双脚麻木，几乎昏死过去。好不容易听到了睡觉的命令，四十多个人一起挤到只有十来平米的木板铺上，多数人只能侧身紧贴着睡，其滋味可想而知！

　　第二天早上、中午的“饭”是这样的：一小碗面汤，一个不到二两的小馒头。吃不饱是肯定的，但没有想到中午饭后又一场浩劫到来。刚吃完饭，两个家伙（据说是遣送站指定的“管理”人员）打开锁着的铁栅门进来，命令我们低头，双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对我们一个个地进行搜身、抢劫，并疯狂地抢夺我们身上的衣服、皮鞋，凡被他们看中的都被抢走，而且稍不如意就对我们非打即骂，还恬不知耻地教育我们：“到这地儿就没有东西是你们自己的了……”我藏在铺下的最后１２０元钱也被搜走。后来又有两帮人对我们进行了搜抢，我的所有行李、甚至身上的衣裤都被抢走。

　　我虽尽力保护我自己的证件，还是丢了人寿保险代理证。

　　晚上睡觉前被勒令唱歌，不唱者即被殴打。极度紧张而又五音不全的我带着哭腔“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是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不知为什么号长拉下脸来命令我两腿伸直放在铺上，他穿着皮鞋的脚在我的膝盖上碾压，而后对我拳打脚踢，知道反抗无益我只好咬牙忍受。他的名字叫“吴一瓢”。据我观察，徐州遣送站的管理大致分为三层：第一层是站里的工作人员，第二层是他们从被遣送人员中选出来的值班人员，这些人按“老大”、“老二”……排下去。“老大”对其他被遣送人员有着予取予求的绝对权力，第三层是“老大”挑出来的号长们，这些人对号子里的其他人员又有着肆意凌辱抢掠的权力。有些值班人员竟以此为业在各遣送站转来转去，正常情况下一个遣送人员在一个站只能呆一个月，他们有时却能呆两三个月。

　　以后十天吃的顿顿都是面汤小馒头，睡的是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大通铺，不能洗脸刷牙，加上每天吃得又少又差，我病倒了。一连十多天解不下大便，原来身体十分壮实的我变得又黄又瘦，他们不管不问，把我关进病号号子里了事。由于该号子的粪坑堵了，整天只能同屎尿的恶臭为伴。到1月１９日好容易解下来了，可又拉起了肚子，几次下来，整个人变得虚弱不堪。

　　关了我１２天后，遣送站认为不会有人为我送３００块钱来，当天下午这样一个衣服脏破、身无分文、身体虚弱到极点的我被“遣送”出徐州遣送站的大门，他们不管了！

　　我很庆幸我活下来了，更感激有热心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出来后徐州热电厂一位杨先生给了我１０元钱，我终于吃上了１０多天来的第一顿还算饱的饭，但晚上只能在街头露宿。第二天，徐州发电厂的王丰先生又帮我同家人取得了联系，我才在徐州一位侯先生的帮助下回到了北京。

　　人虽然活回来了，但精神几乎被摧垮了，回来后整晚做噩梦……现已无法正常工作

　　我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守法公民，我到派出所只是因为相信“有困难，找警察”的牌子，只是去寻求帮助。即便是对那些真的盲流，这种非人的待遇也是不人道的、非法的，因为中国是个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怎么能容许这样对公民肆意践踏侮辱？因此我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和机关对我的遭遇进行调查处理，还我以公道！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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