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们常常用基尼系数作为测量社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的指标。这个系数的数值在零与一之间。如果基尼系数为零，意味着社会收入绝对平等；如果基尼系数为一，则意味着社会收入绝对的不平等。与任何其他中国的统计数据一样，以官方数据为基础计算的基尼系数与国内外学者们自己进行的调查计算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经济学家赵人伟在最新一期《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九十年代中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计算的中国农村和城镇的基尼系数分别为零点三四和零点二八。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计算的农村和城镇的基尼系数则分别为零点四三和零点二九，如果将非法和非正常收入计算在内，全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零点五。而国际上通常将零点四五作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临界点。
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的年度报告中对中国的收入分配变化的总体趋势也作出了"更富了，但是却更不平等了"的评价。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导致中国社会更加不平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有些导致中国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例如私有企业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人员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以及根据劳动成果决定劳动者收入的分配制度等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会直接导致社会不同人群中和同一人群中的不同人员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这种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报酬制度会创造出高效率的激励机制，从而提高社会财富的总量。通常人们不会对此有强烈的反感。事实上这些也并不是中国此起彼伏的工潮的源头。
导致中国工人、农民强烈不满的是另外一些扩大社会收入差距的现象。在这类现象中，最为突出的是各级党、政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聚敛财富。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些人已经迅速成为社会的新贵。他们不仅有钱，而且有权。由于他们的钱来源于他们的权力，而他们的权力由不受任何制约，因此由权生钱的过程便特别的明目张胆、特别的鲜廉寡耻。他们不仅各自为政、无孔不入利用手中的权力在自己所能控制的各个部门和地区寻租，最可怕的是，作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实际上劫持了整个制度，反对任何制约他们权力的变革，以维护自己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强势地位。这些自然会导致社会底层民众的极大的愤怒。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统治阶层由权生钱的实践刚刚开始，他们有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因此聚敛财富的过程还有所收敛。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变革初期由原始的落后效应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底层民众也能从发展中有所收益。但是由于人类的利己天性，随着这个权钱交易过程的逐渐熟练化和制度化，统治者攫取财富的过程必然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当经济发展从最初的高速度回落下来时，权钱交易直接侵蚀底层民众的利益便不可避免。这些正是近年来中国底层民众抗议示威不绝的根本原因。
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承认中国社会存在弱势群体，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遗憾的是，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他们的不少措施事实上还在进一步扩大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例如，官员的各类收入早已大大超过工人、农民的收入，中国政府却不顾大量工人失业和农民流离失所的情景，仍然坚持在三年内将官员收入提高一倍。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了社会被有权者劫持的观点。由此看来，在现行体制下，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趋势现象实在难以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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