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消息，报道回顾一九九一年朱镕基从上海市委书记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如何治理三角债、遏制经济过热、治理通货膨胀及治理通货紧缩等政绩后指出，朱镕基命中注定在中国将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报道指出，在一般上了年纪的老百姓、抱定青天老爷救世传统思维的国人心中，朱镕基的威信很高；但在思想新锐的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却别有一番看法，他们认为，虽然经济每年增长，但是贫富悬殊情况恶化，经济增长率上的“保七保八”又有什么意义？三年国企脱困了，工人下岗情况并无改善，农村情况基本上也是原地踏步，农民日子依然困苦。
报道还称，“积极的财政政策争论也很大”，指出“财政政策必然伴随政府更多地主导经济行为，从而违反市场经济原理，并且产生了浪费和腐败，这是令人遗憾的”。
辩护中国马车难驾驭
另一方面，报道又极力为朱镕基辩护，认为“如果我们是处在一个糟糕领导人治理下的糟糕国家，国家岂不早就垮了？何至于能维持到今天的局面？”报道又指出，“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难题、隐患，是许多国家所不曾有的，驾驭中国这架马车难而又难”。至于贫富两极分化、农民收入等问题，报道认为“短期内不容易根本解决”。贫富差距的缩小只有在市场化转型彻底完成、产业结构走向成熟时，才有可能实现。至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样的难题，“天王老子也无法一下解决”，“只能是寄望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长远进程和持之以恒的人口政策”。
政论杂志风行一时
《南风窗》杂志创办于八十年代初，由中共广州市委的智囊机构－－广东社情民意中心参与创办。创办后至八十年代末，曾是中国著名时事政论杂志，其中尤以“假如我是广州市长”征文活动，在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初起之际轰动一时。《南风窗》首任社长及总编辑曹纯亮，因此被视为广东“四大才子”之一（另三人为：现任深圳市长于幼军、现任广州市委副书记朱小丹、现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黎元江）。
曹纯亮后来出任《羊城晚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广东文化厅长。《南风窗》目前被《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收归旗下。
附《南风窗》封面报道：弹指一挥间 十年回首话总理
1998年，朱镕基总理走马上任，微笑着走向我们。
4年过去，又到“两会”，人们看到的他还是那张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脸孔，还是那份一往无前的果敢与自信。
总理的第一句话是：“请大家提问题，分秒必争。”令人感慨万分！
再回首：已是弹指十年！
时间，对于1928年出生、花甲之年才步入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朱镕基来说，实在是太紧张了，他的脚步也就总是显得那样急促万分。
1991年，年届63岁的朱镕基从上海启程北京，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疲软”的局面：生产衰退、人心不稳，企业间相互拖欠剧增，到处是治理整顿后的未完工程……
91年：三板斧打造金字招牌
朱到京后的第一板斧便是治理三角债。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这项最难缠、无人敢揽的活居然速战见效，得到小平以及举国上下的一片叫好。“懂经济”从此成了朱镕基的金字招牌。
接下来是对付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1992年后，中国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港口机场建设热、集资热，供需脱节令物价飞涨。1993年全国物价上涨13%，1994年上涨至21.7%，为改革开放后的最高记录，1995年仍高达13%。
朱镕基采取了逐渐刹车的所谓“软着陆”办法。最厉害的是三招。一是1995年7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银行会议，颁布16条，从紧缩信贷开始堵住货票进入市场的渠道。二是果断开仓放粮。1993、1994两年中央政府放出400亿斤国家储备粮。由于粮价上涨导致副食品涨价，副食品涨价一项大约影响当时物价的2/3，此举可以说是砸到了通货膨胀毒蛇的七寸上。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在1993～1995期间，3次提高粮价，鼓励农民种粮食。到1995年粮食大丰收，市场上粮食开始供大于求，治理通货膨胀最艰难的阶段总算过去了。三是砍项目，防止重复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当时砍项目，砍得鬼哭狼嚎。
这三招犀利无比，招招见血。其结果，中国的物价一路回落。到1996年回落至6%，1997年10月份居然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鲜见、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物价负增长。
98年：经济深层矛盾暴露 开局不利
但是，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特大洪灾，宏观软着陆所企望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局面在1996年一现后便告消失，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摆在了朱镕基的面前。主要的问题，便是前些年盲目扩张、重复建设所导致的生产能力大量增长，以致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企业开工不足、产品找不到出路以及失业和下岗工人增多等过去中国人以为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才出现的现象。仅1997年一年，中国新出现的下岗工人就有1000万之多。
1998年，朱镕基正式走马上任，担任共和国总理，举国上下无不寄予莫大希望。满怀忧患的朱镕基提出了本届政府将完成“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任期目标，并表明为此不惜闯地雷阵、赴万丈深渊的决心，举世震动。
但偏偏开局不利，形势严峻。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滞后到这时来发作。春夏之交，朱镕基视察山西、内蒙的时候，宣布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后来的正式说法则是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从此，通货紧缩这个名词让人们越来越耳熟能详。而中国的老百姓逐渐明白，通货紧缩已取代通货膨胀成了中国经济更凶险的最大敌人。这个敌人也是中国政府从未打过交道的劲敌。
连下降息令牌
朱镕基的应对之策是改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取向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新组合。政策意图很明显，一是要保银行，二是要稳定经济。相比于罗斯福新政，中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显得更加决心坚定、措施有力，实施起来毫不动摇。
宏观“软着陆”至1996、1997年，生产已恢复，老百姓将越来越多的钱存在银行，居民储蓄存款每年增加两三千亿。但银行拿到这笔钱，贷不出去，因为前几年项目搞得太多。无论是加工工业还是原材料工业，都是过剩的局面。没有人愿去投资，也就没有人愿贷款。钱贷不出去，存款仍要付息，所以银行亏本不迭。银行亏本，其实就是财政亏本，也就是国家亏本。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手段便是银行连下降息令牌，一年期实际利率由原来近10%下降至2%左右，让银行大舒了一口气。财政政策的手段则是国家用净高于存款利率的利率，向银行发行国债，把资金拿过来，直接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通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跨地区作业、回收周期长的特性，国家来做较合适。
5100亿国债拉动工业
1998年～2001年，政府一共发行5100亿国债，带动银行资金和其它资金配套1.5万亿，完成了2万亿的工程。这2万亿的工程包括10万公里的公路(其中1.3万公里是高速公路)，5000公里的干线铁路，如果包括电气化、双轨，改造在1万公里以上。建设了9.5亿千瓦的电站，全部改造了农村的电网。中国的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增加了3.2亿门。“这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个地方的”优质资产，将来会发挥长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100亿元的国债加上银行配套的贷款，拉动了整个工业生产，并有利于吸引外资，从而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其结果，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下滑的同时保持了一枝独秀的增长势头。财政收入每年大幅度增加，从1996年开始的“九五”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加财政收入1500亿，2001年更是增加近2000亿。由于财力改善，政府得以大力改善职工生活，短短三四年，职工的工资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教育、科技以及军费投入大量增加，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初步构筑。
与此同时，居民的收入和金融资产不断增加。其中，全国居民储蓄大约每年增加七八千亿人民币。到2002年2月，全社会居民储蓄额达到7.8万亿的水平。
稳定农业
在此期间，朱镕基领导的政府还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稳定农业；二是国有企业脱困。
1995年后，粮食生产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变得供过于求。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决定用保护价收购，专门设立一家农业发展银行给粮食贷款，同时修建可容纳700亿斤粮食的现代化粮库以储存粮食。可是，粮食储备持续增长，达到了5000多亿斤，加上农民手里的存粮，可以够中国人一年的产量了。在过去缺粮的时候，地都种到了山上。现在粮食过剩，政府便提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粮食由政府无偿供应。
国企三年脱困：不可能的任务？
对于国有企业，朱镕基很清楚，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3个人的饭5个人吃，要进行改革，必须把人精简下来。但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把他养起来，国企改革就没法进行。“人往哪里走、钱从哪里来”，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特有的难题，也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问题。
1995、1996年，政府开始构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保障最低收入者的生计问题。一是养老金保证按时、足额发放。二是失业保障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每个人规定每月150元，高的200元)。三是增加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尤其是1999、2000这两年大幅增加工资。到2001年末，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人数，已扩大到1120多万人。仅中央财政当年就增加支出621亿元。
与此同时，朱镕基大抓了国企三年脱困的工作。这项工作头几乎被认为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到了2000年，大部分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国有企业的账面利润有了很大的改观，1998～2000三年期间实现净利润3915亿元，其中2000年国企利润达2392亿元，比上年猛增140%！为实现国企扭亏，国家使出了债转股的“撒手锏”。至2000年1月24日，国家经贸委共审查推荐了“债转股”企业601户，拟转股总额4596亿元，其中78户企业已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银行┒┝恕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