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大外逃必以国产大流失为先决条件，而国产大流失则是腐败和渎职的结果。中国国有资产的流失简直叫世人触目惊心。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估计，中国大陆国有财产的流失约占GDP的8％～12％。学者李文龙和魏国辰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所有权损失极其严重。大中小国有企业权益的损失，在净资产的比重中，分别占15％、59.4％和52.8％。
朱镕基总理因辽宁省贱卖国有企业，造成数千亿元人民币流失，就曾特别勒令其立即停止这种出卖。
什么是暴富的最大快捷方式？这就是巧妙而又合法地将国有资产转化到自己的私人手中。如若不然，怎么可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迅速造就出如此多的千万、甚至亿万富翁？据报道，某位深圳的“大款”竟泄露天机如下：“力图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口袋里的钱。国家的钱实在太多，没有谁数得清楚，也没有谁能看守得天衣无缝。而且实际上许多看守国有资产的人，都不反对把国家的钱放进我们的腰包，我只取大海之一粟，足矣。……我要让法律保护我赚钱。我不要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做违法的事，只要他们别那么认真就行了。”
国内一份宣传法制的杂志曾发出这样的强烈呼吁：“莫让国有资产付水流！”
国产究竟怎么流失的呢？第一，许多大大小小掌握国产管理重权的“老板”们都是一些无能庸碌之辈，他们不负责任、玩忽职守、浪费败家，视属于全体老百姓的财产如同儿戏。第二，许多大大小小国营“官仓鼠”们监守自盗，官商勾结，中饱私囊，挥霍公款，拿国产做个人交易，结果“富了和尚穷了庙”。第三，许多大大小小国营单位的“成员者”、“参与者”或“投资合作者”们都用不同的手段挖墙脚，白吃白拿。
再具体一点讲，流失的渠道至少有下列九种：（1）中外企业合资和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造时，对国有财产不评估或有意低估国有财产价值；（2）股份制企业对国家股不分红、不配股；（3）以明晰产权关系为名，把国有资产低价卖给个人或搞“负债持股”；（4）有些经济困难的企业把企业分解，抽逃资金和设备，另组企业，搞“大船搁浅，舢板逃生”，逃避债务；（5）一些企业事业单位将部分国有资产不入账，形成大量账外资产；（6）全民企业办集体企业，无偿划转和无偿占有国有资产，进而变为个人资产；（7）在不规范的产权交易中，廉价出售国有资产；（8）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资产不按规定收取使用国有资产占用费等等；（9）公款私存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它是指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存入银行。
上述只是中国境内国有资产的流失渠道。至于境外和企业流动资产在流通中的走失和“亏损”，据有关专家估计，可能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据专家估价，光在80年代，国有资产的流失量每年就达500多亿元。据统计，截至1993年底，全国国产总量有34950亿元，但从1982年到1992年，国产大约流失了5000多亿，差不多占1/6。其实实际流失的程度远比这个估计为高。更有甚者，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流失量至少每年800～1000多亿元。另据报载，国有企业的呆帐坏帐及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损失，至少有12000亿以上；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高达1000多亿；每年由逃税漏税造成的损失1100多亿；而由于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亦至少1000多亿。透露，政府高层已达成共识，在九五期间，仅保留1000家国有大企业，其余将近100000家将由市场调节解决，也就是说将逐步私营化。这从社会发展的趋势上，无疑是一项正确的举措，但由于腐败渎职无能官僚主义等原因，实行起来会有国产进一步流失的严重性。
国产大流失的最严重危害是动摇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不良分子贪得无厌地将国产转化为私产，而国家被迫从经济体系中强制性抽取资源，用以补充和增长国产。于是造成恶性循环。前一种现象愈是泛滥，后一种行为便愈加强化，是经济过程完全失序。
上述这类案例，除了无知无能或渎职，有时是由于内外勾结，出卖国家利益，而损公肥私的败类所至。
如何有效地堵住上述流失？有人形象地比喻，这就先看水桶是否严密而不漏水，其次再看倒入水桶中的水是否超过整个水桶的容积。前者的那种严密性好比国家对国产监管制度的严密性；而后者的容积则好比国家监管国产的能力。因此，防止国产流失的两大途径是：国家对国产的监管制度和国家监管国产的能力。
然而，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日益活络的情况下，国产的流动性极大地增强，故使监管的难度也相应增大。国家监管国产的能力早以远远落后于这种变化，也就是说，国家原有的能力水平也不能有效地监管巨大的国产，故形成无数的漏洞和死角。于是，这就提出了两种可能改进的方法：一是根据实际的监管能力来限制国有企业的数量；二是实行国有企业的分级所有和分级监管，促使地方政府对国产付有实质性的责任，同时也享有所有者的权益。
有专家更进一步主张：1. 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国产的管理与经营两套制衡的机构，明确界定二者的法律责任。 2.必须依法定期开展对国产的清理和核查工作，强化基础管理，从而尽量杜绝闲置、浪费、混乱和流失。3. 必须进行有效、及时而准确的的国产评估，从而有利于产权的变动、兼并、联营、转让、出售、合资以及股份经营等。4. 必须完善对国家官员的经济行政权和国有企业经营权的法律与社会监督双重机制，充分发挥和保护普通大众的举报权和检举权，同时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5. 必须加强以法治奸的力度，凡使国产遭受损失的，定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课以行政处分、党纪处分以致民事赔偿甚至刑事惩罚。6. 必须对各类国营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或改组，使其焕发更强的生命活力。根据“抓大放小”的原则，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对小企业进行改革和改组。
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为了防止国产流失，中国专门成立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并力争在几年内完成一系列配套改革，建立一套组织健全、权责分明的国有资产基础工作管理体系和一套规范的，有权威性的国有资产立法和执法体系。目前，国内已成立省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30个，地市级管理机构338个，县市级管理机构1870个，全国管理网络已初步形成，专业人员已达10000多人。
但可惜的是，国有流失仍然没有非常有效的得到阻止。有的专家指出症结的所在：其一是产权的混乱。改革使产权形式多样化，资产的流动和转型原则已为法律所认可，因而集中监控日趋弱化。这就使大量以权谋私的人有机会监守自盗，而“化大公为大私”。其二是立法、执法和舆论监督的无力。中国控制立法执法和舆论的正是那些有权搞国产流失的人，他们本身不受监督，更难以曝光。
有的人甚至悲观地预言，即使中央三令五申，出台更多的法律和机构，但国产流失仍会不可阻挡地进行下去，一直到什么法规和机构都没有必要存在为止。但也有的人还是乐观地认为，从宏观上说，对于中国社会，国产流失和由公转私还是一种变革和进步，而痛苦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这种变革的过程只是为极少数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捞到好处。倘若让转型的国营企业为职工集体所有，或全体股民所有，同时健全法制、吏治和监督机制，就可以使整个变革过程合理健康得发展。国产的流失一方面反映中国几十年经济体制的弊端，但若加以科学而公正的解决，又可以彻底医治中国经济的绝症。
国产大外逃是指利用各种手段将已非法变为私产的国产转到境外，或将暂时还是国产的资产先转到境外，然后再将此彻底变为私产。它的必要前提是由腐败引起的国产大流失。
“狡兔三窟”是中国人的警世格言。对各种腐败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来说，要想逍遥法外，就是利用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差异和漏洞，将非法占有的资产转移到当局鞭长莫及的地方去。
稍微考察一下，可以发现至少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动过这方面的脑筋，其中有不少使之付诸实现。1998年12月，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公检法有关部门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引渡或抓获40余个卷款外逃的经济罪犯。当然还有更多的仍逍遥法外。
经济犯罪外逃分子的去处很广，几乎散布全球各地，如港澳、东南亚、东欧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而后来，美国成为他们逃避惩罚的最佳国度。这是因为：1. 美国与中国没有引渡关系，也没有国际刑警的合作关系；2. 美国有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保障”；3. 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相对稳定.4. 美国幅员广大，环境良好，选择诸多，生活条件舒适；5. 美国对少数族裔的权益相对重视，不象其它欧洲国家那样有更多的种族歧视。
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是进行这种国产大外逃的最便利途径。
1995年，中国有关部门发出通知，要中国在东欧许多国家的驻外机关协助国营企业在当地追索拖欠的大宗外贸贷款。过去的十多年里，大量的中国倒爷进军东欧，同时也使国产流失也达到天文数字。
然而，经济外逃犯罪分子的最理想去处还是大洋彼岸的美国。近十年来，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富豪”携带大量不明资产到美国当了“寓公”。据初步估算，仅在美国洛杉矶一地，各种中资公司的数额就有1000多家。这些所谓投资五花八门，如国务院某工业部竟在洛杉矶开了一家日本餐馆，结果后来倒闭。据中国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在美国国营公司，巨大部分亏损，许多要靠在香港的子公司贴补。但这些驻美公司负责人及其子女，几年内都会成为美国华人中的富翁和富婆。
据美国“新大陆”报报道，据美国房地产业人士分析，中资公司在美国购置房地产业，平均价格要高出市场价20％～100％。有不少买进的是难以保值的破败房地产，濒临倒闭的企业。其中私人拿到得好处和巨额回扣，远非一句“不了解情况”所能说清楚的。在美国期货交易业中华人业者也反映，最近不少中资企业以巨款投入期货交易，但大多数以亏损告终。这些企业的头头们多以经营亏损向国家和主管部门报账，同时从期货交易人手中私下分得交易手续费。
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抢着宣布破产，除了无能和渎职而经营不善外，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在宣布破产前，其不少资产和利润已利用各种手段转移到境外或落到私人名下。在美国和日本的多数中资企业，其盈利主要是靠国内企业的钱赚钱或直接赚国内母公司的钱。这种公司多以进出口和有贸易权为主。有相当数目的外贸企业，其亏损或资不抵债的原因，就是由于转移资金或长期做便于获取私利的“亏本”生意。对它们来说，最佳出路就是通过破产把亏损转嫁出去，并逃避对其转移资金的追究。
美国华文“美中导报”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芝加哥，某人与某中资公司合作，很快就采取巧妙而卑劣的手段。利用法律漏洞，竟然将几十万的销售贷款和利润全部占为己有，把原来的主人统统剔除，连整个公司都成了他的。这个人还公开说：国内的贷款，他根本没有打算偿还，”那些土老冒，让他们来美国打官司吧，看谁打得过谁!”国内一家工厂发来一百万元的货，他扣住不还，借口卖不出去。发货的工厂要求将货退回去，甚至恳求多少还一点款，他根本不理睬。结果工厂倒闭，数百名工人丢了饭碗。安徽的一家公司给他发来16个集装箱，被扣下。不久，江苏的另一家公司也给他发来16个集装箱，照样也被扣下，不给回音。此人，在芝加哥最好的区域给自己买了一栋带有一大片花园绿地的三层洋楼。据说他养了一条狗，据说他还买了枪，据说他谁也不怕……
美国洛杉矶有一个大陆来的富婆。她的发家很简单：通过国内关系，不必任何预付款，就可以搞到大批的货物，而且无限期地不必偿还。当国内有关部门派人来美国讨债时，她便请这些来客痛痛快快玩一趟，给个人一些回扣，然后让其对公家而言空手而归。此外，此富婆还有办法往国内倒旧汽车。目前，她早已拥有豪宅数处。
1998年10月23日，中国外汇局高级官员宣布，虽然政府明令禁止，但仍有一千家中国大陆公司非法在海外帐户持有约60亿美元外汇，占全部外汇储备的4.2％。对于这些公司，除非在10月底将这些款项汇入国内，否则有些人将受到刑事起诉。但据透露，其中只有344家承认持有7.73亿美元和4660万元港币。也就是说将可能有相当数目的公司不理会这项一延再延的命令。有人估计，这种非法持有的外汇远远不止这个数额。无疑这必成为国产外逃的一个最重要途径之一。
不少发现并担忧，随着近100000家国营企业走向私营化，会有更多的经济大外逃，因为一个明显的趋向是，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将资金向海外转移。重要原因有五：1. 亚洲金融危机，使私人资本看重欧美；2. 担心政策的不稳定，如”动富济贫”等；3.楼市和股市的暂时低迷令私人资本撤出这类领域，但又不愿向不明的产业投资；4. 经营环境变化，原来使这些私人资本暴发的社会条件得到改变，如”双轨制”逐渐变为单一市场价格体制，令私人资本观望不前；
5. 固有”狡兔三窟”的处世文化价值观。
那些国产大转移都是采取某种”费边式”即迂回式的方式，如大陆-港澳-美国或大陆-东南亚-美国。他们所致力的是将RMB(人民币)染成绿的，因为美元具备此种颜色。这种染绿的过程则通过：1. 投资-破产-转户; 2. 合资-亏空-调包；3. 额度-差价-回扣；4. 流资-假账-卷逃；5. 后门-偏门-邪门；或6. 黑道-白道-黑白道。
为了中国全体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必须查清这些经济外逃分子：1. 怎样把资金转到境外户头的；2. 怎样把现款直接携带出境的；3. 怎样把赃款和偏门所获进行”洗钱”的；4. 怎样非法搞到各种护照和出境文件的；5. 怎样利用边防和海关的漏洞；6. 怎样利用公款购买房地产；7. 怎样利用宣布破产将境外国产转为私产；8.怎样利用”中资公司”的名义在境外捞取好处；9. 怎样将国产从境外其它地方迂回转到美国再变为私产的。
据美国中文报纸“新大陆”1995年4月的报道，在洛杉矶的公家或由公转私的”新款爷”们，拿自己国家的民脂民膏，什么敢造。有一个款爷在大陆时不官不民，亦官亦民，做得是黑白通吃的大生意。有一阵子决定来美国小住。这老兄手提几百万美元现款，竟奇迹般的从美国海关混过。没几天，他把一百万美钞往房地产经纪人桌上一扔，当下定下一栋豪宅。这以后，据他自称，蒸锅大洛杉矶的华人夜总会、按摩院，以及老美的脱衣舞厅，几乎没有他未光顾过的，不就是一晚上几百元么？偶尔他也花上数千美元包上一个小姐外出旅游。
在美国洛杉矶1300中文广播电台1997年一次”脱口秀”节目中，一位参与者透露：”前几天，我有一个做房地产的朋友陪着一位大陆来的老太太看房子，从早到晚马不停蹄，一共看了七处每栋三十万以上的房子。这老太太怪兮兮的，阴着脸一句话也不多说。一天忙过了，我的朋友想这老太太没有真心买房子的意思，今天全白费了，很懊恼。你晓得那老太太最后说了句什么。她说：这七处房子我全要了。这下子，我那朋友都吓呆了。这还不算，那老太太付得都是现款。
美国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一篇报道说，一些会计师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大款们作账或报税时，简直对他们的财产感到瞠目结舌。一些表面月收入不过一千元的人，竟拥有五六十万，七八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房子。
一个台湾老板住在大洛杉矶县的阿凯迪亚市，他说，他的斜对面住着一家中国大连来的大款，其房子的价值是一百五十万；另外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家天津来的大款，其房价有一百二十万。这位老板很感叹，说自己出身国民党高级官宦世家，虽家产不薄，但对这些大陆暴发户的财大气粗也不得不让三分。
眼下，在洛杉矶，你可以看到不少开高级名牌车，穿金戴银，珠光宝气，出手阔绰的大陆客，而他们或她们的财产却是来自不义甚至邪恶。
由于地缘的阻隔和传统价值观念等的限制，即便遇到社会灾变，古代中国的富人们不会想到，没必要也不可能搞什么经济大外逃。而最多匿名隐姓躲避风头，或到跑到山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去当个员外什么的。相反，只有那些活不下去的沿海穷人们才有可能铤而走险，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去谋生。
到了20世纪，随着社会转型和闭关锁国的状态不断打破，中国现代可以说有过四次经济大外逃。
第一次经济大外逃是在辛亥革命后，一批幸运逃避惩罚满清王朝的权贵或鹰犬们，带着国宝和财产仓惶逃到天津或上海的外国列强的租界，改头换面当了寓公，或伺机卷土重来。其中一部分后来跑到了日本或欧美。中国清王朝的末代宣统皇帝溥仪就是其中最大的代表。
第二次经济大外逃是在北伐战争后，一批大大小小沉渣泛起的军阀们以及他们的受益者们，在失败后，带着掠夺来的国宝和财产跑到租界，改头换面当起了寓公，或伺机东山再起。其中一部分后来也跑到了日本或欧美。
第三次经济大外逃是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除撤到台湾外，还有一批官僚权贵和大富翁们，带着国宝和大量财产跑到欧美或其它国家，当起了寓公和寓婆。宋子文，孔祥熙家族就是最突出的代表。1998年，由宋美龄和孔祥熙家后裔决定将纽约长岛的一座宫殿般的巨宅拍卖。这可说是当年他们经济大外逃的一个例证。在美国，你随处可见一些过气的”国大代表”们，在某个豪宅里打发着余生。据人们传说，美国有一家由华人开发的名牌商品，其老板是一名国民党著名将军之后，当年他老子私人帐户里有一大笔蒋公让他游说美国军方的秘密基金，数字达8位数。后来随着蒋公的辞世，这笔钱也就自然而然私有化了。
第四次经济大外逃或称国产大外逃是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一大批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和一帮暴发的大款们，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尤其是美国。这就是这本书所关注的中心议题。尽管都是发国难财，这一次与前三次不同。前三次的社会制度还算是私有制，而这一次则是在公有制的名义下，以国家公仆的身份，无法无天地将本属于全体国民的资产转为私产，然后再转到国外。
这种国产大外逃，荒诞之极，邪恶之极。
它造就了世纪之交新的寓公和寓婆，甚至不少是超级的寓公和寓婆。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不合理之一。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可敬又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