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国内的消息也不妙。除了中国电信抱怨去年的增长速度首次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外，“3月15"之夜，消费者向往年一样，又不依不饶地把“电信价格”（当然包括去年又一次涨价的本地固定电话）和基础电信运营商的“服务质量”打入“最不满意”的黑名单。
与此相反，在“手机三包”迟迟不得落实的双寡头垄断的移动通讯业，2001年中国移动却以利润200亿元赚得盆满钵满。而其“大哥”中国电信在重获移动牌照未果而且继续被肢解的情况下，只好以一场公开秘密的“小灵通”再生运动，延缓其风光不再的颓势。
而电信产业的“教父”吴基传先生，在去年谆谆教导消费者“长话短说”以避免三分钟以上时段话费陡增之苦之后，最近又针对消费者抱怨话费过高的原因，发表新的高论：一是我国电话普及率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二是消费者没能成为电信运营企业的股东。我们暂且不揭示这其中的谬误，但吴先生企望以提高话费，来维护“肢体不全”的中国电信之利益的良苦用心是昭然若揭的。
然而，不管是吴先生还是信息产业部，在“后邮政部”时代，以及即将到来的电信监管“新”时代，恐怕都无法再左右中国电信产业以及中国电信的命运。似乎可以断言，如果不出意外，中国基础电信产业即将进入一个中外列强相互结盟的寡头垄断势力的主导时代，而国内现有和潜在的民间电信企业和广大消费者，依然会以大大高于市场边际成本的需求来供养这些新出现的强势分利集团。
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大势所趋的环境下来思考中国电信的命运。我们这些电信服务的用户和消费者同样也关心中国电信的命运，但角度却与吴先生的不同，毕竟吴先生时代的“肢体健全”的中国电信，有我们三分之一强的血肉在内；往大了说，作为国有企业的中国电信，乃全中国人民的心血骨肉。所有的基础电信企业，尽管有的已经“合法”注入了雅利安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血液，我们都无法再坐视它们继续过度地吮吸我们的骨血，或充斥分利集团的腰包，或维持无能者的生存。
理性的分析，有可能解释中国电信今天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悲壮形象。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的电信产业改革（当然其他垄断产业改革也一样），从来就没有在法律的层面上，通过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广泛而公开的谈判，达成一种利益均衡性的系统政策。所有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可以说都是由政企不分的利益同盟以及一些外围的“知识精英”们在不透明的程序中所策划的；而跨国资本的介入，更使种种改革方案的出台背景扑朔迷离。因此这种把代议机构和广大消费者排除在外的改革，必定存在许多事后才可能显露的严重缺陷。
首先，中国的电信产业改革，在有限的放松监管和引入竞争的同时，始终没有触及国有电信企业的产权问题。虽然在增量资本方面有所动作，但“国民待遇”都给了外国资本；而在存量资本方面，则自巍然不动，因此国内民间资本至今难以成为基础电信企业的股东。产权既不能多元化，互为约束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无法形成，真正有能力的企业家就无法进入公司经营决策层。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也就在所难免，更谈不上所谓产品创新和跨国经营了。而且国有电信企业之间的不计成本的竞争，会更进一步恶化电信企业的财务状况。
其次，中国电信产业的改革，一直有意无意地排斥基础电信领域数网竞争基础之上的三网融合的理想格局。中国在部门割据的体制下，通过“重复建设”形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物理网络资源，只要一开始就建立合理的网间开放和互联规则，这些潜在的网络资源就会很快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量。1994年建立联通，本来有借助其整合非邮电网络的想法，但明显遭到后者和中国电信的抵制，以致铁通到去年才真正浮出水面。而具有最大竞争潜力的广电网，也因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原因，至今未取得进入电信服务的合法身份。因此，本来可以部分提高基础电信市场效率的数网竞争格局，在时间上被人为地拖延了。
第三，两次不尽合理的拆分，使中国电信为此前极力阻碍数网竞争，维护自己的垄断利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次拆分中国电信的目的有所不同，但却直接导致了中国电信财务状况的恶化。1998年的第一次手术，是在全国人民“反垄断”的舆论压力下实施的，它使得中国电信失去了移动通讯这一朝阳业务，而大量的冗员、还本付息压力和普遍服务义务却沉淀下来。2001年的第二次手术，虽然中国电信寄希望恢复移动牌照而东山再起，但陷入财务困境的中国网通的“反客为主”，在移动牌照和海外筹资成为悬案的情况下，“北方电信”的财务状况实际上会更加恶化。而且如此漫长的“坐以待毙”，使中国电信的投资严重收缩，再加上必然出现的巨额分离成本，我们很难对南北电信的“钱”途表示乐观。此外，这次拆分，还必然造成巨大的网间互联成本。
第四，监管的不足，也是造成中国电信财务状况恶化的原因。本地电话的费用上涨，实际上不足以弥补中国电信在网间互联费用上的损失。目前的网间互联费用结算，是基本按照信息产业部规定的“五五”开的比例在中国电信和其他基础接入网间进行结算的。这样的不对称监管，虽然有利于扶植他网的发展，但毕竟会削弱中国电信的经济激励，导致其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这恐怕也是未来的电信监管者最棘手的问题。
中国电信近期的命运恐怕只能如此了，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也曙光难现。
也许德国电信的改革可以给我们一些有意义的的启发。传统的德国电信也同样根本缺乏全球市场经营之管理团队，于是1995年，国家仍持有74%股份的德国电信，聘请了长期为日本索尼公司打工的桑墨博士任公司总裁，并且要害部门的领导岗位，除基础网络部门外，人事、技术、财会以及直接开拓市场的服务部门，皆聘用不懂电信技术，但熟知市场的外行民营企业领导担纲。继而通过组成市场导向的矩阵组织结构，大幅度简化决策程序，下放决策权，很快把德国电信变成一只市场神经极度敏感的经济动物，使之取得了娇人的市场业绩。
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德国电信的改革是从存量资本股权多元化开始的，OECD的许多成员国也是如此。实际上，这几乎是国有垄断产业改革的牛鼻子所在。在一个可竞争的市场上，如果缺乏在私法（公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司治理结构，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手不收回，不但国有企业的效率不可能提高，而且数个国有网之间的竞争也好、横切竖砍也好，乃至难以独立的监管体制，都无法造就一个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秩序。中国电信如此，铁路、电力、民航以及其他行政性垄断机构也如此。
我们的决策者们，是否可以低下高傲的头颅，向芸芸众生寻求大思路？这也许是中华民族在全球竞争中取胜的唯一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