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发生危机吗？或者问，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会成为危机的输出国吗？回答是，是的，中国已经具备发生一场大规模危机的所有要件。
诚如前述，中国的改革是以权力的短期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与此相对应，其经济增长也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它是以民间社会的长期萎缩为代价的。一旦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在相当长时间里，民间社会将难以填补政府留下的空白。反映在经济上就是，长期的衰退或增长型衰退，注意，是长期而不是短期。因为在这种模式中，我们大概很难看到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周期。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颇为神似。就象日本在90年代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衰退一样，中国也同样可能突然陷入完全出乎意料的长期低迷。所不同的是，在同一种衰退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要比日本脆弱得多。这种脆弱由于中国社会矛盾的长期压抑和积累而显得分外突出。如果中国政府唯一的合法性资源－－经济增长，开始流失，那么，经济增长与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政府能力就可能出现难以逆转的负反馈：政府越是没有合法性，政府就越难推动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越缓慢，政府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迅速越彻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处于普遍的失范状态，社会自我维持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荡然无存。文化、道德、法律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也仅仅在在极小的程度上发挥作用（比如说，非常小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之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存秩序完全是建立在国家赤裸裸的暴力和恐吓基础上的刚性秩序，这对于一个人均资源匮乏、处于转轨中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合法性的丧失就意味着秩序的全面崩解，个人、组织、国家之间的联系就可能被仇恨和贪婪撕裂。那么，中国会发生危机吗？简单的答案是：是的。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这个话题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提及。但事实却一再否定了这些先知般的预言。难道，所有这些预测都错了，而仅仅是某些“敌对势力”的一厢情愿吗？不，所有这些预测都看到了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依然在那里，甚至比从前更加深重了。但正如中国一句古老格言所揭示的那样，水落才能石出。在中国，GDP就是这个“水”。只要“水”涨的跟水下的石头一样快，石头就不会冒出来。但现在，“水”的涨势正在放慢，而水下的石头却开始疯长。所以，中国的危机恐怕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而对于我们，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这个危机将从哪里开始？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并怎样影响中国的未来？
在我们的视线中，在未来几年，可能引发危机的一些重要线索正在逐渐清晰。
1、金融危机
按照正常的商业标准，中国的国有银行早就处于破产状态。无休止的坏帐和普遍的腐败已经将银行可怜的资本金吞噬一空。但讽刺的是，中国的银行不仅没有垮掉，反而在受到奖励。人们仍然在将自己的辛苦所得源源不断地投入这个巨大的黑洞，而这（新增存款），正是中国的国有银行能够苟延残喘的唯一法宝。这种现象让许多人迷惑不解。虽然许多人有意无意将此归功于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但很显然，这并不是问题的真相。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在一个受到严格资本管制的国家会有大量的资本外逃。在最近几年中，中国资本外逃的数字甚至超过了资本流入。所以，对这个现象的最好解释只能是：人们并非太信赖政府，而是太依赖政府。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除了将钱存入国有银行之外，普通存款人没有任何其他存放财富的途径。但是，这种反常的现象肯定维持不了多久了。外资银行的介入将会给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以致命一击。这些势力强大，信誉良好的外资银行很有可能断掉中国银行业赖以苟活的最后一滴奶水。在事关自己财富安全的问题上，我们一点都不能小看那些平时看上去非常愚钝的中国储蓄者。他们将会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学会选择那些更安全、更可行的储蓄办法。对于这种结局，中国的国有银行如果寄望于存款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对银行业务的无知，大概很不现实。
根据现有的入世时间表，外资银行直接经营个人人民币业务的时间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我们预计，在3到5年时间中，中国的大城市中将会出现挤兑中国国有银行的事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种具有极强传染性的金融恐慌征一旦出现，就有可能火烧连营，势如卷席。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这既是开始也是结束。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国银行业的灾难，更是政府信用的灾难。人们看到，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现体制正在越来越随意地挥霍自己的信用，由此我们推测，银行的破产将可能是压垮政府信用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政府无力也没有足够信用对这些国有银行进行重整的情况下，外资银行部分接替中国政府的角色来进行这项工作将是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选择之一。
由于外汇的严格管制，中国虽然成功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其金融体系的冲击，但导源于内部的金融危机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现在就可以印证这些趋势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银行倒闭案已经时有所闻。
2、城市下层阶级的大规模骚乱导致的流血事件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遍及城乡的抗议事件不断发生。由于农民和中小城市的居民是中国改革这一阶段主要的受损者，所以这种抗议事件多数分散地发生在这些政治边缘地带。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受损者的增多，这种抗议事件正在有向大城市和政治中心蔓延的趋势。最近大庆油田以及辽阳所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就是这种趋势的明证。
与90年代所发生的抗议事件不同的是，最新发生的这些抗议事件已经具有了明显的组织性和持续性。这一点，从最近发生在东北辽阳的大规模示威中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人们看到，这次示威是七个国营企业的职工联合举行的，很显然，其中已有正式的组织和工会领袖在领导。而大庆油田所举行的工人示威则突出说明了，中国改革的受损者，已经波及到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这是中国领导人为了维持稳定所要极力依靠的对象。改革危及这批人，不仅表明中国政府保护能力的减弱，也同时表明中国的社会运动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跨行业，跨城市、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工人运动可能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要景观。就象90年代末期的“法论功”现象所表现出的耐力一样，这些新型的工人运动将不大可能满足于一厂，一城市的规模。只要有生存下去的条件，它们就可能与其它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提出系统和持续性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到目前为止，大庆和辽阳的工潮已经持续了十几天。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镇压，这次工人运动所显示出的生命力相当罕见。
由于这些以大城市、大企业为基地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政府肯定将采取小心翼翼但却强有力的限制措施，所谓将“不稳定扼杀在萌芽状态”。但百密一疏，如果这种大型抗议发生得过于频繁，就总有擦枪走火的时候。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局面就会变得非常难以控制。因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挤满了大量的生活困苦的民工。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最下层，受到现体制与城市人口的双重歧视，对现状的憎恨比城市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参与将特别容易将工人的街头抗议运动引向大规模的城市骚乱。
作为政治权力中心，中国的大城市集中了当今中国最令人生厌的腐败，集中了当今中国刺眼的贫富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这两者往往就是一回事。所以，中国的大城市实际上也集中了当今中国猛烈的骚乱能量。当这些平时我们根本就视而不见的沉默人口突然拥挤在街头时，那些在人数上远远被夸大了的中产阶级就会惊奇的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这样一批人。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大城市中的不安情绪似乎正在上升。在许多地方，警察查验身份证件的频率已经达到了相当反常的程度。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城市暴力犯罪的高涨。而发生在天津的“艾滋病扎针”事件，似乎就是那类具有预示“灾难或末世”功能的古老“叫魂”的翻版。这的确让我们感觉到了某种幽灵的迫近。但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3、由农业危机引发的人民币贬值及其连锁反应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吹嘘自己可观的外汇贮备，宣扬人民币汇率的稳固性。许多经济学家也在以他们从来就不精确的专业知识在论证这一点。但汇率决不仅仅取决于一国的外汇储备，甚至某些情况下根本就不理会外汇储备的多寡而变动，恐怕也是人所共知的现象。日元最近的大幅度贬值，就是在其外汇储备相当充足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提醒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那么靠得住，更不是人民币不贬值的充分理由。
如果说人民币贬值对大多数行业来说，影响只是多或少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农业来说，就可能是一个生或死的问题。对此，中国总理朱熔基先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入世”后，他最担心的就是农业。实际的情况可能比朱的估计要严重得多。就在去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的前一年，中国进口的大豆已经从1998年的100万吨上升到1400万吨，这相当于中国全年的总产量。而由于人民币的长期高估，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种情况使本来已经十分疲软的农产品需求更加低迷。描述中国农民最新困境的所谓“新东北现象”正在为这种黑暗未来拉开序幕。
中国农民已经为中国改革承担了高昂的代价，即便进一步的打击不至于引起他们大规模的反叛，也肯定会深深刺痛中国社会的神经。虽然农业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足轻重，但农民－－大面积流离失所的农民，将成为执政者在危机关头最优先的考量。
从短期看，舒缓中国农民痛苦的唯一可行的经济手段，就是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直至中国农民的情况达到可以忍受的程度。中国的农业专家估计，人民币兑美元如下降到1比10左右，就能够在短期内基本缓和中国农业的困难。如果中国农民的情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人民币的贬值恐怕就是一个必须考虑的方案。
但正如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那样，人民币贬值同时会带来一系列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可芫褪亲时就馓雍投唐谧时玖魅氲木缂酢Ｕ庖辉鲆患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