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社会的可怕之处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大陆的司法沦为无产阶级专制的工具是人所共知的事。所谓的无产阶级，不过是子虚乌有，实际上则是一小部分特权阶层，甚至仅仅是某个人的代名词。因此在颇具皇权色彩的专政之下，制造冤、假、错案就成为在所难免。具体有多少人深受其害，恐怕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从“三反”、“五反”、反右派斗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整个大陆就是一座大冤狱，凡有人群的地方必有无辜受到陷害。那些年代，也是司法机关扬眉吐气的时代。它们确实肩负着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确实在扮演着工具的角色。司法程序简约、随意；司法人员素质低下，公报私仇、意气用事、情绪化办案的事例十分普遍。对此，非但没有人站出来质疑，反而人人对“头戴大檐帽”的人充满敬畏。
在1970年代初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这种专政形式达到极致：每一个县市都在争相执行“最高指示”，每一个公社的人民武装部都可以决定一个人生死。许许多多类似张志新、遇罗克一样的人物，都在一夜之间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推向刑场。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判决书。旧的判决书还没有剥落，新的判决书便覆盖其上了，每张新判决书前都聚满了人群。在那个无书可读的时代，读判决书就成为一种风气。
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终于意识到法律这个东西，在社会衍进中原来不可缺少。然而，中共终究未能走出人治的阴影。具体表现在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共那样拥有如此之多的资源和财富，以及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一切都在党的掌控之下。就是说全国各行各业都是党营事业的一部分，包括政府、军队、教育、经济、文化等等。司法机关是政府辖下的一个部门，当然也在党的监督之下，根本没有独立的品格。
党对司法工作的参与是多方面的：党内有一个组织叫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职能是监督党员干部的犯罪活动，实际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为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干扰司法工作；有时候，司法或执法部门的领导人，同时又是政府或党的部门的领导人，角色可以任意互置；县以上党的委员会皆设有一个叫做政法委员会的机构，专门负责司法方面的工作，权力凌驾于公、检、法之上，不仅掌管其人事任命，而且负有重大案件的终审权、裁决权。党与司法的关系，在西方人看来可能会觉得眼花缭乱，其实并不复杂，概括起来就是司法无条件服从党的需要。为了不损害党的形像，某些大案、要案可以按下不表；为了配合国际斗争，可以将一些异见份子投进牢狱，以增加谈判筹码。正如大陆从来不放弃“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样，也从不考虑放弃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具体言之，司法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最终裁决，不是法官，不是陪审团，而是党委书记以及政法委书记。而党委书记或政法委书记很可能只是一个党的官僚，一个法盲。他以运用自己有限的知识、生活常识以及个人情绪，对某个案件作出判断，而那个判断有可能就等于终审。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任何法律条文都可能走样，任何结果都可能与事实相去甚远，因为最终的裁定根本与法律无关。那个最终的裁定者，只不过代表党的一级组织行使党的意志而已。那个结论通常不会引起异议，因为没有舆论的监督；由于上诉而变更结论的机会少之又少，因为律师制度形同虚设，律师本人亦有可能是党员。他们决不会置党委的“招呼”于不顾而去为一个什么人辩护。一意孤行，意味着会受到党内严厉处分。比如，所有涉及法轮功的案件，当事人有可能找不到律师辩护，即便是某个律师勉强答应为其辩护，届时也只能装模作样，因为他非常清楚判决结果不是辩护所能左右，而是依靠党内共识。当年江青受审时执意不请律师，自我申辩，就在于她特别了解共产党那一套。
让司法回到法律手中
而在这么一个繁琐、荒唐、落后，党高于法、情大于法的违背常规的制度之下，不出现腐败现象反倒是奇怪的事，没有冤、假、错案发生更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中共中央三令五申反腐败，所以腐败现象越反越多，腐而不败，固然与社会体制、民主程度有关，但根本之点恐怕还是出在司法缺陷方面。多年前的“6．4”事件，许多青年学生成为天安门前的地下游魂，另有不少人被绳之以法，身系狱中，不过是几个政治老人的一次并头会的结果。那次镇压事件是否合法？似乎用不着再理论。去年以来，在“严打”运动中走向刑场的那些人，虽然不能断言在日后必定有人会被平反昭雪，但量刑失当者、草率处决者肯定大有人在。
中国历来就是人治社会，虽然从商、周以来就有了刑鼎，就有了所谓的刑法，但那都是以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前提的法律，谈不上什么人民性。人治永远不具有公正性。“刑不上大夫”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现状必须改变。让司法回到法律手中，让真正懂得法律知识的人，来作为法律的解释者和执行者，而不是将司法部门作为维护党的利益的一个工具。如是，则是大陆人民的万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