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曾经为林保华的著作《中共风雨八十年》撰写过序言。余英时先生谈了他对林保华作品的印象。
余英时：我跟林保华(凌锋)先生本来并不认识，不过我在各种报章杂志上看过他很多言论，对他的人格、人品都很佩服。他是一个印尼华侨，年轻的时候因为爱国回到中国，追求中国的独立和强大，这是当时青年人共同的心态。特别是海外的华侨，有强烈的愿望，希望中国真正能够在世界上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具有很高的文明。凌锋先生就是在这个意愿下回到中国的。回去以后，他发现共产党与他的想像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是跟着斯大林的体制走，搞阶级斗争、搞一党专政的，特别对知识分子进行无情的迫害。凌锋在这种迫害中觉悟过来，所以他的经验特别宝贵，不是一般评论中共，或者批评中共的人所能比的。
凌锋的评论很广泛，各方面都涉及到，不仅有对时事的评论、还有对某种特殊政策的评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为他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一种心声，我称之为心史，就是内心的历史，人民内心变化的历史。这比外在许多环境的变化更为重要。我们要让将来的历史学家，让未来一百年、二百年以后的人知道，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有什么样的想法。凌锋用他的亲身经验所描写的许多事情是最真实、最可靠的，而且是有血有泪的，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主持人：香港政论杂志《开放》的主编金钟先生认识林保华先生已经大约二十年了，金钟先生在《开放》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林保华和他的政论》，我请金钟先生谈谈他对林保华和他的政论的印象。
金钟：我们都是一块儿在香港新闻界工作、服务。对林保华以凌锋为笔名写的这些政论文章我们都留有很清楚的印象。林保华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报纸写专栏，他的专栏署名就是凌锋，这个名字在香港是很响的，很有知名度。他的文章是比较有份量的，都是写的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事件，一些新闻的发展。他文章的最大的特点是涉及面非常广，另外一点就是很有批判力，对于共产党的政策，他能够从表面看到它的背后，看到它的深层，把它揭露出来。
林保华是一个很直爽的人，不说假话。他来到香港之后，有了这样一个新闻自由的空间和环境，可以完全直述自己的心声。他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毛泽东独裁的时代，很多事件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的，而且他本人在中国大陆又是专攻中共党史，这给了他非常有利的条件，使他的文章与一般专栏文章的气势不一样。另外，他的个性是嘻笑怒骂和调侃的，因此他可以写政论，也可以写香港特有的一种所谓"怪论"，就是用一种挖苦的、讽刺的、幽默的笔法写一些严肃的政论题目，也可以说是文如其人吧。
林保华的人生经历比我们很多人都丰富，他说他经历过荷兰、英国的殖民主义，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有这样多种社会制度的生活体验，使他的世界观比较多元丰富，这是他的人生经历的优越之处。 主持人：原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既是林保华的老师，又是多年相识的朋友。林保华曾经作过他的研究助手。我请现在住在香港的张五常教授谈谈他所认识的林保华。
张五常：林保华这个人很正派，有很多朋友。朋友们都喜欢他，但是，我看中国大陆当局不太喜欢他。有一次我要带他到内地的成都去考察，但是中国海关不让他过去。事实上，林保华这个人对中国很热情，他很希望中国好起来。对共产党的历史，他很熟，知道很多。
主持人：林保华先生究竟有怎样的亲身经验，还是请听他本人从头道来吧。
林保华：我出生在一九三八年，是在重庆出生的。我的爸爸妈妈都是燕京大学一九三七年毕业的，他们一毕业就结了婚，当时抗战爆发了，他们就到了重庆教书。刚刚生下我的时候，日本人就开始轰炸重庆，那时我爸爸有两个妹妹在印尼中爪哇的一个城市梭罗，我父母为了逃避战火，在我两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就去了印尼。在梭罗住了下来。
当时梭罗有一个华侨公学，是从小学六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学校，我爸爸就在那个学校里担任校长，我妈妈在那个学校教书。后来我才知道，前任校长叫杨兴荣，是中共的地下党员。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老师就借给我看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杜艾的《在吕宋平原上》，都是歌颂共产党的书。我特别从《西行漫记》里面看到共产党是为穷人服务的，我们接触的知识分子也是比较有正义感的，所以，我就觉得共产党是很好的。那时印尼还在荷兰殖民统治之下，这些书还是禁书。 主持人：这个学校的老师，这些禁书对您的影响能到什么程度？
林保华：到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纪念册，请好朋友、老师给我们题词，教我的黄老师在给我的题词中希望我将来作个小鲁迅。这些老师好多都在一九四九年回到中国。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们已经是中共地下党或者地下共青团的成员，他们对我做了很多工作。
小学毕业以后，我人生有一个大转折，那时正好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的解放战争像秋风扫落叶，我的父母亲就想回到中国大陆去。一九四九年十月份，我们全家搬到了印尼首都雅加达。雅加达是个大城市，有三家中文报纸，其中两家是亲北京的。这段时期，我每天都看报纸，如饥似渴，特别喜欢看战争的消息，这个仗怎么打，我印象都非常深，我甚至对每天报纸的油墨味都产生了感情，对共产党更是非常向往、崇拜。
主持人：林保华先生告诉我，他很爱唱歌，所以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有很多歌曲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林保华：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印尼出版了一本歌集《大众歌声》，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歌是当年中国蒋管区学生运动中唱的歌。比如，在解放军渡江的时候，学生们唱的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中国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还有一首叫《民主青年进行曲》，也是当时在中国大陆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地下斗争时期的歌曲： "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先锋。毛泽东领导着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
主持人：林保华先生说，他当时非常喜欢地理课。
林保华：那时，我没事的时候就拿着地图翻来复去地看，看中国每个省有几个重要的城市，有什么物产，我甚至可以不看地图就把中国的大致图形画出来。我从小就非常向往长江、黄河，以及中国著名的昆仑山、喜马拉雅山。我时常在想，自己哪一天能够回到中国，看到这些锦绣山河。我不但热爱中国的地理，也热爱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我还背了不少唐诗，我称自己为国粹。
主持人：向往着祖国的林保华，加入了为归国华侨送行的行列。
林保华：我在梭罗的学长回国都要经过雅加达，包括一些年轻的老师，都会来看望我们。我们就到码头为他们送行。我自己总觉得不久后的一天我也要回国，当时只是因为年纪太小。回国对我来说不成问题。
主持人：您的父母亲想回国吗？
林保华：我爸爸妈妈本来想回去的，但是，因为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一年土改，我祖父受到冲击，被批斗，我爸爸妈妈回国的心就冷下来了，对回国的事就不再提了。
主持人：他们有没有劝您不要回国呢？
林保华：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不可能阻拦我。每年夏天，雅加达有两三艘轮船去中国大陆。每一次开船，码头上人山人海，欢送的场面非常感人。所以作为明智的家长都知道，不可能阻止子女回国。有些人阻止子女回国，他们的子女就会逃出去，背叛自己的家庭。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同班的同学年纪比我大的，有的已经回国了。我胆子比较小，所以一直拖到高中毕业才回国。
主持人：能不能讲讲您回国前的情况和当时的心情？
林保华：当时我们离开印尼的时候，印尼警方让我们盖五个手指印，保证以后不会再回印尼，因为他们怕我们回到中国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以后，再回到印尼搞颠复活动。所以，我们是作了保证不能回头的。
记得我们这条船上有大概七百多人，有学生，也有青年教师。我们班大约一半以上都回到了中国大陆读书。可以想像当时的情况：我们都站在甲板上，下面是欢送我们的家人和亲友。我觉得很自豪，因为能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和建设，那时候我们才十几岁，就要离开家出去远征，我们那时唱的一首当时很流行的俄罗斯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就很贴切地反映了我们的心情：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主持人：你们对于回国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期待，有什么准备？
林保华：回去要受苦，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但是觉得我们受苦很光荣，因为我们是去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祖国。
主持人：你们刚一回去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林保华：在中国遇到的很多生活问题比我想像的要艰苦很多，洗碗都没有自来水，住在一个教室里的双层铺，几十个人一个房间，洗澡是在一个竹棚里的大池子里，自己把衣服脱光，面对面拿脸盆舀水冲，碰到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很不习惯。而在印尼，我们是一家一个卫生间。
主持人：您后来又是怎么进入中共党史专业学习的？
林保华：我一九五五年回国，一到广州就考大学，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天津南开大学，第三志愿是上海的复旦大学。结果第一年没有考上。我就到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补习了一年，到一九五六年的暑假再考。当时全国大学统考是在七月十五日，而人民大学是在七月一日先考的，我们知道人民大学的入学要求很高，我没有想到我能够考进去，只是想去试一试。
人民大学比较符合我心意的是历史系，历史系有两个专业，一个是中国革命史，一个是马列主义主义基础。我就报考了中国革命史，居然考上了，而且考上了就不许再报考别的学校了，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光荣的。我那时思想进步，以革命为光荣，考上人民大学感到很得意。
主持人：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时候有些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
林保华：第一年是我四年大学生活中读书比较多的一年，同学之间也比较融洽。一九五六年的十月二十八日，匈牙利事件对我们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校党委把刊登有关新闻的《参考消息》油印给我们。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同学里面有些看法，但是，我胆子小不敢提。
领导来问，你是希望资本主义胜利， 还是希望社会主义胜利？我当然希望社会主义胜利。他们说，希望社会主义胜利，你就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苏联出兵对社会主义有利。当时我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后来历史的发展使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问题：那就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什么事都可以干。后来我想到延安时期红军在南泥湾种鸦片，也是为了共产党的胜利而不择手段。
一九五六年一月，为了迎接社会主义高潮，城市里敲锣打鼓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胜利完成，农村的社会主义和手工业改造也顺利完成。我那时也一样很高兴，中国终于进入了社会主义。
一九五七年反右因为我讲了一些所谓右派言论，就挨整了。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原来批判斗争是这样激烈，这样可怕。
主持人：您当时到底说了什么话？
林保华：比如我讲，我老家叔父、姑母生活不好，粮食定量不够吃。他们一个帽子扣下来，我也哑口无言。但是，我不明白，那些在中国很多年的人为什么不讲真话？他们了解的情况比我多。我想，这说明我的思想有问题、立场有问题，没有把新旧社会对比，不了解过去的苦，我确实是错了。
从此，每次我遇到自己的思想跟党的思想有距离的时候，我就从各种方面去想，让我自己的思想去迁就党的思想，是我错，不是党错。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我想不通的时候，总是从自己这里找出问题。
主持人：这样的状态持续到什么时候？
林保华：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主持人：在反右运动中，您的境遇怎么样？
林保华：反右运动中挖掘各种根源和我的社会关系，我在印尼的亲人都不是无产阶级。我爸爸教书，后来作过一段生意。反右作检查的时候，我就把它提升到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从此以后，共产党就对家庭成分问题越来越重视，当然，我也没有停止申请入党，而且一直坚决表示要跟家庭划清界限，要到工厂、农村劳动锻炼。 我以前不太爱运动，体格比较弱，在劳动的时候，我非常努力，为为的是改造思想。我们在乡下的时候，正是大跃进时期，我们组织小分队给农民作宣传。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社会主义等不来》等。不过，我一个人的时候还是爱唱西洋的歌曲，比如《回到肯塔基故乡》、《斯万尼河畔》等等。回到中国以后这些歌都不能唱了，都被革命歌曲代替了，我当时的心情很矛盾。
主持人：前面您讲到反右运动的时候您出了问题，后来有没有影响您的毕业分配？
林保华：我们毕业的时候正好是在困难时期，我虽然受到了批判，分配的时候他们还是满照顾我的，把我分配到上海，因为我的姨父、姨母都在上海。我被分配到华东师大政治教育系中共党史教研组，但分配我不是教中共党史，而是跟另外一个非党员中年教师一起教中国近代史，我当然有想法，知道这主要是对我不信任，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主持人：您刚才说，这时候正是困难时期，困难到什么程度？
林保华：当时上海在全国来讲情况还是最好的，全国都来保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老是吃不饱，没有什么菜，没有油，米是所谓的"双蒸饭"，不知是谁想出来的，说是米蒸过两次就会显得多一点，可以吃得饱一点。由于营养不良，很多人都得了浮肿病。每顿饭根本吃不饱，学校食堂就供应大量的酱油汤，一桶一桶的任你喝，拼命地把肚子喝饱。 我的情况比其他人要好得多。因为我是华侨，有优待，我家里也寄些钱给我，凭着这些外汇可以换到粮票、油票和肉票。一九六一年我妈妈回国给我带来很多东西，特别是吃的东西，我的情况比国内大多数老百姓的情况不知好了多少倍。
主持人：您当时对国内老百姓的情况了解多不多？
林保华：安徽有很多人到上海作乞丐，后来我因为家里寄来钱，可以在街上下饭馆的时候，就发现，我们还没有吃完，后面站的那些乞丐的手就已经伸过来抢东西吃了。那时，我根本就不了解中国大多数人所处的那种饥饿的状况。在上海，我有很多朋友，居然没有人告诉我像山东、河南那些地方已经到了饿死人的地步。 我是一九七六年到了香港以后，才听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我一直感到很内疚：为什么我这个学党史的居然不知道真实情况？我们华东师大的政教系提拔了很多所谓的"工农干部"，有从苏北、安徽、山东和福建来的，居然也没有一个人跟我谈起他们家乡饥荒的情况！
后来，经过文革等运动我才慢慢知道，他们就是知道也不敢跟我讲，因为我有海外关系，一跟我讲，万一我讲出去，等于他们是里通外国。我在整个社会里很成功地被封闭了。我妈妈一九六一年回国的时候，动员我回印尼去，我都不愿意回去，因为我那时对共产党认识还不够，觉得自己有责任跟全国人民一起共度这个灾荒。 我们毕业的同学分散在全国各地，暑假的时候，我们华东地区的，比如南京、安徽一些同学在上海相聚，外地的消息比较灵通，不像上海的领导柯庆施那么左，封锁消息。我的同学就讲，当时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那时以为，所谓人祸仅仅是下面的干部没有很好地执行上头的命令，在那里胡搞。
主持人：那您当时听到的官方对这种困难的成因是怎么样解释的呢？ 林保华：我记得一九六零年报纸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接着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把目标转移到有敌人在搞我们，中苏边境也发生冲突。报纸上还讲，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这种转移视线的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策略。到现在中共也是这样，国内一有困难就把矛头转到外面。
主持人：当时，您有没有可能离开中国大陆呢？
林保华：直接回印尼是不可能的，一般都是在香港停留。我有一个弟弟是一九六零年回印尼的，他跟着我妈妈走了，我当时骂他是叛徒，他后来就留在香港了。
主持人：您说过，因为您在困难时期讲了不该讲的话，而被调离华东师大。您被调到哪里去了？
林保华：一九六四年夏天，我们教研组的党支部成员跟我讲，化工局技工学校很需要骨干人才，因为革命的需要，领导上考虑把我调去。既然是组织需要，我是绝对服从。但是去了以后，我发现那个学校虽然叫"上海市化工局技工学校"，但它比普通中学还低一级。我一个在南京大学的同学抄了一份中宣部的文件寄给我，上面讲得很清楚：一九六四年大学教师队伍要进行整顿，不合适的要调走。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调走。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很多事，我不明白，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毛泽东的问题？以前我读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筛选的，使我中毒比别人更多。
主持人：林保华在印度尼西亚华侨学校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怀着对共产党的崇拜和向往回到中国大陆，近距离认识中国共产党。而林保华先生的写作则是从二十五年前，他离开中国大陆之后开始的。当年热切回国的华侨青年林保华后来为什么离开中国大陆？又为什么拿起笔来写政论文章？林保华先生说，这还要从他在中国大陆经历文化大革命说起。
林保华：文革中我所在的技工学校整个都改为工厂了，我就当了工人，开始操作龙门刨床，后来也操作过牛头刨床，我一共开了四年的刨床。后来四年，把我调到仓库当保管员。有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在家里住，因为家里受到了冲击。
主持人：您家里当时为什么受到冲击？
林保华：我在文化革命的前夕结婚，因为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就住在太太的娘家。我岳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授，他解放前在政治大学教书，校长是蒋介石。所以，文革中家里被冲击得一塌糊涂，两次被抄家，连我的东西也都被抄了。比如我保存得很完整的《新华月报》，从一九五九年以后每一年都订，其中有刘少奇的照片，他们就说，你现在还保留刘少奇的照片，是变天帐！我的照相机、手风琴全部都给抄走了。我们房间的玻璃窗差不多全被打烂了，我们整天生活在恐怖之中。
主持人：这个时候，您对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持什么看法？
林保华：我整个思想大变化就是在林彪事件以后，那时发表了一封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毛泽东在信中讲，他老早就对林彪不满意了，只是为了要利用他。我当时一看，觉得毛泽东跟过去的封建皇帝，刘邦、朱元璋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开始对毛泽东产生怀疑。我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后，对其中的很多观点都很认同。 主持人：能不能举例说说是什么观点？
林保华：比如，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还有他们把毛泽东比作 B-52 ，利用甲打乙，利用乙打丙，再利用丙打甲。后来给我更大的启发是朋友们私下传看的很多内部书籍，一传到我手里，我就晚上不睡觉看书，有时候请病假读书，那时候我读了不少内部发行的书。
主持人：请问其中哪些书，哪些地方给您印象特别深？
林保华：其中一本是描写希特勒成败的《第三帝国兴亡史》，从希特勒我联系到毛泽东，我读完以后，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太多了：红卫兵等于是希特勒的冲锋队。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就对毛泽东下了一个结论，他是一个独裁者。
我还借到了一本《赫鲁晓夫回忆录》，我读到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的表现，又读到朝鲜战争。赫鲁晓夫承认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但是我们以前所受到的教育全是说，韩战是南朝鲜和美国发动的。这就使我进一步肯定，我又被共产党骗了，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我想像中的革命领袖，而是一个比封建帝王更坏的独裁者。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决定出国，我爸爸一九七四年回国的时候，到我的单位帮我申请出国，申请了两年，到一九七六年才批准我出来到香港。那时我太太也知道我那几年思想的变化，我是非走不可了，她留也留不住，所以她同意我走，但是子女要留下来，因为她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主持人：当时你们有几个孩子？他们有多大？
林保华：有两个，老大是儿子，老二是女儿，小的还没有读小学，大的在读小学。这样，我只能一个人先走。批准我出国是在六月二十六日，按照当时情况应该立刻走的，我们最怕共产党政策变了，不让走了，另外，我们还怕毛泽东突然死了，中国会封锁边境。可是当时我太太孩子都不走，我一个人不忍心一下子离开，就拖到八月份才走。
主持人：那时候您是什么心情？
林保华：我那时想，要么我不申请，只要一申请，就是走上了不归路，否则将来再来运动，那还得了！我走的时候没有什么行李，就背了一个背包，带了两包紫菜。我当时想，只要能够出去，我付任何代价都愿意，我再也不愿意待在国内了。我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到香港，是毛泽东一九六六年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
主持人：林保华先生离开中国大陆的那一天正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十周年的日子，三个星期之后，毛泽东逝世了。林保华到达香港以后不久，开始执笔写作，发表评论和各类文章。
林保华：我是八月十八日到香港的，十月号的《明报》副刊就有我的评论文章，十月二十四日开始，我在《明报》晚报开始写专栏，当时还不是每天都有。十月份，"四人帮"被捕，在香港，中国问题讨论得热火朝天，我就从那时起开始了写稿生涯。
主持人：您为什么一到香港马上就选择从事写作，当时您是一种什么心态？
林保华：我当时想，要让外面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写的时候也非常担心，因为当时我的家人还在上海。
主持人：您的家人后来是什么时候离开中国大陆的？
林保华：我太太和孩子是一九七九年出来的，比我晚了三年。当时，我在香港我爸爸朋友的一家工厂里作仓库主任，因为在香港靠写稿养活自己是非常困难的。
主持人：这个仓库主任您作了多久？
林保华：直到一九八一年，我到《中报》的时候，当时《中报》出了美国版，我负责编美国版的副刊。我太太也在《中报》做事，后来，我太太心脏病开刀，我就一个人把她的工作也承担下来。
我发现《信报》有很多政治评论文章。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我到《信报》作评论版的编辑，另外，给了我一个专栏，从此，我开始用凌锋的笔名发表文章。 主持人：在这之前，您发表文章用的是什么名字？
林保华：我刚出来的时候为《明报》月刊写文章用的笔名是"周怀"，周恩来的"周"，怀念的"怀"，当时周恩来刚逝世不久。
主持人：您对周恩来这个人怎么看？
林保华：我对周恩来的印象，以前一直是非常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代表新中国，代表共产党的，除了毛泽东以外，我认为，第二号人物就是周恩来了。一直到文革，我对共产党失去信心以后，还是把周恩来当成未来中国的希望。我的这种情结到香港以后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去掉，但是随着我接触的东西多了，就觉得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中国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制度不好，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把中国引导到好的方向去的。 主持人：您在《中共风雨八十年》这本书中记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发生的周恩来与顾顺章灭门血案，能不能请您简要谈谈这件事？
林保华：那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顾顺章叛变革命，周恩来当时是共产党的特务头子，他到顾顺章家里进行报复，把顾的全家男女老少，甚至他的朋友都杀了，其中包括曾经在周恩来一九二七年被国民党逮捕的时候救过他的人，为了不让他说出这件事，把他也一起杀掉了。我觉得，周恩来也够狠的了，应该讲，在毛泽东所做的坏事里，周恩来是助纣为虐，但是，他的伪装做得很好，比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都伪装得好。
主持人：您后来为什么又用凌锋这个笔名，还有一些别的笔名，它们都有特别的含义吗？
林保华：我在《信报》写专栏的时候，《争鸣》和《九十年代》也请我写专栏，但是，《信报》只允许凌锋的名字在他们的报纸上用，所以，我在《争鸣》上用的是"艾克思"，就是把马克思改了一个字，因为我是从马克思营垒里分出来的，艾克思还是英文的X，也就是说，我要用X 光来透视中共。在《九十年代》我用的笔名是"林卫"。 为什么用"凌锋"呢？"凌"与我的姓"林"相近，"锋"就是冲锋陷阵的意思。在《九十年代》，我写的是比较长的评论文章，道理讲得比较多，就用了我的姓，加上保卫的"卫"，表明多了一些摆事实、讲道理。
主持人：您在《信报》工作到什么时候？
林保华：在《信报》我大概做到一九八六年三月。后来，因为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张五常教授要作中国问题研究，请我去。他对我说："你给我做工作，有空的时候，上班时间也一样可以写你自己的文章。"我就动心了，我是想借此多跟国内打交道，因此我就决定离开《信报》，到加拿大去。
我对经济是丝毫不懂的，张五常教授主要是借重我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情况的了解来帮他作研究。我经常跟他到大陆去，从教授们那里得到一些教诲，对我了解中国的体制内、体制外的情况很有帮助。一九八八年张五常陪同一九八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访华，赵紫阳接见了他们，我当时参与了有关工作，赵紫阳接见他们，我也在场。 主持人：您几次回大陆，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
林保华：我想，我终于可以再回中国了，因为我以前很怕我回不来了。我对赵紫阳是很支持的，我觉得中国如果沿着他的那条路走下去，就有希望。同时我也看到许多特权的现象，那些官员不但要钱，又不肯放权，搞得权跟钱结合在一起。一九八九年的学运为的是反官倒、反腐败，结果被镇压了以后，腐败更加厉害，现在简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共产党宣传说要稳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他们需要的是贪官污吏的稳定，这样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搜刮人们的血汗，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为将来的动荡埋下很大的祸患，如果将来中国出什么问题，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主持人：您能不能讲讲您为什么两次被中国大陆当局取消回乡证？
林保华：第一次是在一九九二年，我九一年写了一篇评论华东水灾的文章，《文汇报》围攻了我一个月，到了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北京的人大来了一批人到深圳视察，我们在深圳的同学就叫我们过去，见见北京来的老师和同学。我就约了几个同学一起去深圳。结果，在海关我被卡住了，不让我进去，也不讲任何道理，我的回乡证也被收掉了。
一九九三年又给了我回乡证，但是到九五年夏天，又被没收了。这次跟我讲清楚了，原因是我在境外从事反对国家的的活动，我让他们具体解释，他们不肯解释。有的港澳办的人讲，我们并不反对林保华进来，而是香港的新华分社一定不让他回内地。
主持人：一九九六年，林保华先生的太太因心脏病去世，当一九九七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临近，曾两次被取消回乡证的林保华，面临着是留下还是离开香港的选择。
林保华：一方面是我的家人，我妈妈叫我离开，我自己还想观察香港回归前中国的政策会不会逐步放松，确实落实一国两制。但是，情况并不是如此，中国官方一直到回归前还很强硬，我觉得没法再呆下去了，我也不想呆在香港看他们那副嘴脸。 一九九七年年初我决定离开香港，我是在七月一日回归前夕，六月二十八日离开香港的，我到了纽约，在纽约定居下来。在纽约，开阔了我的见闻，接触了一批新的人。我在美国的最大收获就是，学会了用电脑，学会了上网，看的东西甚至比在香港都多。我还继续给台湾的两家报纸写稿，一家是《自由时报》，一家是《中央日报》，香港的杂志我也还在写稿，美国这边的《明报》、《世界日报》，我也开始为它们写稿。
主持人：这些年来您发表的文章加起来大概有多少字？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林保华：大概算字数可能有一千万字，多到我自己找起来都很困难，其中有政论文章、有杂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国、外国。我出版的文集有《血与泪：八九民运札记》，是一九八九年秋天出版的。一九九零年出了三本集子：一本是《老革命遇到性问题》，是写文革，也是写整个共产党统治下人心灵错乱的。我看过一些弗洛伊德的东西，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政策莫名其妙，很不通人性。还有《神州千奇百怪论》，是有关中国社会的奇怪现象的杂文集。再一本是《花花香港》，讲香港很有活力，色彩缤纷。此外，还有出版社为我出了一本《斑斓世界》，是有关国际社会现象的，不是政治性的。
一九九三年五月份，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我当时气不过，毛泽东是中国的罪魁祸首，怎么能纪念他的生日，把他奉为伟大领袖？我就自己掏钱把我有关毛泽东的评论，凑成一本书，赶在毛泽东生日前出版了，书名叫《闲话毛伯伯》。一九九四年，邓小平身体已经不行了，我又出版了一本《闲话邓伯伯》。到美国以后，出版了《中共风雨八十年》。我现在的太太杨月清在这本书的出版上给了我很多帮助。
主持人：林保华的太太杨月清与他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
杨月清：我在台湾长大，七十年代到了香港，我是做进出口贸易的，有自己的生意，我的生活和林保华是两个世界，就像他自己开玩笑讲的，我们俩一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主持人：你们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是怎么认识的呢？
杨月清：其实，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从"六四"以后开始，因为我们都在香港同时参与很多的活动，尤其我们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团体"香港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此外，我们一起参与了香港很多支持中国民主的活动。那时见到他，我都是只是点一下头，从来不多讲一句话，我感觉他是一个长辈，我们相差十二岁。其实倒不是年纪的问题，我感觉，他是一个老老实实，土土的人，我也读他的文章，一般香港人对凌锋的口碑都很好，都满器重、喜欢他的。
主持人：你们很多年都没有讲过一句话，后来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杨月清：一直到一九九一年我去欧洲旅行，回来之后，听朋友讲林保华家里出了事情，他太太病逝了，我比较热心，很愿意帮人，我向朋友要了他的电话，打算问候一下。但是，却忘记打了。有一天，我去参加在立法局前面的一个民主运动的活动，在一棵大树下碰到了林保华，我就说："我正好想给你打电话，真抱歉，却一直没打。"我们就聊了起来，此后，我们才开始常常交谈，我们发觉，我们很谈得来。
主持人：你们的背景相差那么大，为什么能谈得来呢？
杨月清：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嗜好，比如说，我们都非常喜欢新的事物，特别是我们都很喜欢音乐、喜欢旅游、摄影，很喜欢交朋友。时间的累积，我们感觉互相都满有好感的。我对他有复杂的感情，是基于对一个文人的敬重，基于对一个跟独裁政权纠缠五十年的文人的同情和敬重。他的坚毅的精神比较吸引我。我觉得，我们不只是夫妻，也是知己，夫妻能作好朋友，又是知己是很幸运，很难得的事情。
林保华喜欢一些俄罗斯的歌曲，我从小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歌，我想我对林保华特别有好感，可能是从他的歌开始的，因为我听到他唱那些歌很认真，而且这些歌非常的优美，有一种非常沧桑的味道。我喜欢他的歌，就对他有了好感。
主持人：林保华先生，您最喜欢唱的歌是哪一首？
林保华：(唱)《黄河颂》："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婉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东海之巅，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在你这里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
虽然这首歌是在延安时期，由冼星海创作的，但即使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共产党是很坏的一个党，但是我始终没有把这首歌当作是共产党的歌曲，它歌唱土地、山川、人民的感情是很自然的。我确信，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土地和人民，我们说，我们是炎黄的子孙。这首歌当年对我这个海外华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可是，祖国再伟大，当政者却不好。我们当年想像的黄河是多么伟大，可是，后来我几次过黄河大桥的时候，看到的黄河并没有那种汹涌澎湃的气势，我心里也有一点发凉，什么时候我的祖国能够恢复到我想像中的那样伟大？让黄河焕发出新的青春。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这个政权怎么能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
（作者为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原载《中国之春》）
(张敏 3/19/2002 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