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性病虽然不受重视，这可以从媒体舆论和大众话题中得以证明，但梅毒、淋病一类的性病却很可能造成远较艾滋病更广的社会灾情。
在江苏，这种社会灾情更多体现在连续几年的排名第一: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发病率最高地区，而江苏省感染性病的个案数字始终居全国首位。另一个可能是巧合的事实是，中国性病的权威官方机构中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也在江苏南京市。
在美国，每出现一个艾滋病例，相对就有300例其他性病新病人出现。在中国，这样的比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说法。在感染性病的总人口当中，2/3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据估计，性活跃的美国人当中约有一半迟早会感染性病。
在中国，如何解决性活跃人口的问题也一直是争论焦点。
春节前后，中国首部关于青春期性教育的系列教材近日在哈尔滨正式出版。为此，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中学和大、中专院校的健康教育教师、校长必须人手一册。而学生则“可作为课外读物”。
据介绍，这本教材针对初中、高中、大学等不同年龄段的青春期青少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夏国美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性教育问题仅从名称上就可以反映出许多问题:我们的性教育一概叫做青春期教育，任何问题都可以包括在青春期教育内容中，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就叫做“性教育”呢？
就在人们还在为这些问题思考不清时，我们的中学生们不断表现出对性知识的渴求。而比他们更高一阶段的大学生们，在大学里仍然遇到与中学生一样的困惑。教育制度和施教者面对这种性的社会现实，显得十分困窘。
更为困窘的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中学生、大学生，还有那些性病源头的制造与传播者:卖淫者和嫖娼者。这个群体的存在，对我国道德基础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承认“性产业”的现实是匪夷所思的，而与之相关的安全套的社会市场化等一系列问题都显得有些遥远。但最值得关注的仍然是，中国性病疫情蔓延的事实。
江苏的“性”困惑
－－－ 一个城市的“性”和“性病”问题调查
根据江苏省性学会有关人士提供的《性病情况简报》显示，“2000年底江苏省的性病发生率为140.7/10万，高居全国首位”。这是一个让多数人都很困惑的结论。
记者接触到的几位江苏卫生部门官员反映，江苏的“性病高发”与该省疫情监控系统的健全有关。但从江苏省人大代表连续数年关于《整顿净化性病医疗市场》的提案来看，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更可能的原因是，“性病医疗市场”、“性产业”、“性态度”之间错综混乱的因果关系构成了这个简单结论后面的特殊背景。
从这样一个截面上去观望，江苏的“性”和“性病高发”问题很“中国化”
在南京的福建人
记者在南京的几天都下着小雨，车行驶过的路段拥塞的地方不多，因为人群、车流的节奏比较缓慢。多数南京人让人感觉一直是在慢条斯里地生活，上下班、泡茶馆、请客吃饭，很难出现一些节外生枝的意外情节。一个人如果没有欲望，就不会到处迁徙，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欲望，就不会变化莫测。南京给人的印象古老而平静。
据说，许多喜好迁徙的外地人因此来到南京，是来开发这个城市的欲望。经营“性病治疗”生意的福建人是其中很大一支。甲医院是南京市一所综合性医院，下属三个分院，老板陈经文(化名)是90年代初来南京开发地盘的福建莆田人。和在江苏的多数福建人一样，陈起家时的所有家底是再寒伧不过的一间“性病专家门诊”。不过，这家现在已经有了三幢颇具规模的门诊大楼，上百名医护人员的甲医院在报纸和电视上露面的广告仍然是“主治泌尿系统疾病”。据称，由于省政协委员“‘性病广告’严重影响江苏省形象”的呼吁，去年底，江苏省卫生厅开始全面封杀“性病广告”。而2月27日记者翻看南京的三家报纸，许多版面的70%都被“泌尿系统疾病”的广告占据。
一知情人告诉记者，生意上陈经文的出手很大，每月该医院光南京市内各类媒体的广告投入量就在万元以上。
在该医院拥挤的皮肤病门诊里，记者见到了从高邮市赶到南京来看病的患者宋斌(化名)，四肢细得如同麻秆，耷拉着脑袋坐在椅子上，上面吊着正在打盐水的药瓶。宋告诉记者，他是在高邮跑运输的，一次去兴化接货时“叫小姐”得了这种病。听说高邮那边福建过来的骗子游医很多，又看到当地电视台上有甲医院的广告，就到南京来治，“得这种病的一般都不会在本地治”。宋说，正在挂的这瓶药要200元，他已经来了三次，还要两个疗程，“病，感觉好些了”。
记者拨通了正在上海出差的陈经文手机，采访主题是要“写一本书介绍在全国各地做生意的福建人”，但谈到“性病治疗”这一块，陈显得异常谨慎。
在江苏经营性病市场的福建人之间彼此都认识，但有“谁的生意做得大，谁在这一群体中越有号召力”一说。南京没有谁不认识陈经文，比较夸张的描述是“陈开大奔，有保镖”，而陈在圈内做过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用了7天时间拿下了三个政府指定的皮肤性病专业防治机构，据说陈的生意也是通过这次做大的。
相比较，另一个福建人陈祥虎(化名)算不上大老板，他的私车是一辆“凌志300”。最初也在南京发展的陈祥虎在圈子里被人称作“阿虎”，现在生意已经做到了常州、常熟、昆山这些江苏城市。对记者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陈基本都拒绝回答，理由是:“我们也很难，连名片都不好意思发，再说，我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要说的话，你去找陈经文，他是大老板。”电话里，陈祥虎向记者介绍了在全国各地从事“性病治疗”生意的三大帮派:福建的“莆田派”、广东客家的“梅州派”和“山西派”，“不过，在南京，我们福建人最多，大概有一两百人”。
多数情况下，异地谋生的福建人之间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像“讨媳妇只找老家的姑娘”，“生意上各发各财，互不拆台”。据说，这些莆田人的生活作风很检点，生意上需要有专门的开支打点一些地方卫生部门的官员，去“夜总会”等场所消费时，自己只作场面应酬，绝不涉足于这种性交易。陈说:“出来闯荡不容易，因为这个而栽了跟头就不值了。”
也有避免不了的生意冲突。2000年5月，两个福建人陈海和林业文(均为化名)承包的皮肤病诊所开到了一块，大约相隔百米的距离。当一家在电线杆上粘贴的性病广告把另一家的广告覆盖后，相安无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数次言辞的争执后，14日下午，陈雇人在林出门的时候下手把林干掉，然而刀直接刺进了和林一同出门的胞弟林业武(化名)的肝脏部位，林弟当场死亡。事后，凶手被擒获，而雇凶杀人的陈海一直在逃，南通警方刑侦大队以“仍有案犯在逃”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信息。
“他们只是福建人里面的小角色，他们势力如何完全要看背后的老板有多大。”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蒋辽远跟记者叙述此事时说。
在南京的街头里巷，记者并没有看到像许多城市里“牛皮癣”泛滥的情况，也没有见到个体性质的“性病”诊所。向南京警方了解的情况是，2000年12月25日，南京卫生部门联同警方出动577人对南京市13个区县的游医进行集中打击，分布于各个城郊结合部的175个游医窝点被取缔。而事后发现，所有被查获的个体游医都来自河南，没有一个福建人。
“对福建人来说，这种方式太低级了！仅凭一次突袭式的打击活动已经很难动摇他们的生意。”蒋辽远向记者描述了福建人在江苏经营的版图网络，“以南京为中心，向北进入江都、泰州、盐城、淮阴直到连云港，向南打入丹阳、锡山、常熟、太仓、昆山、吴县。”
从这样的网络图看，福建人发展生意的地方无一不是江苏省“性病”重灾区。在“性病”吸引了“治疗性病”生意这一最为简单的直线逻辑外，还没有更清晰的因果关联将“性病”和“游医”划上等号。但个体游医对暴利的追逐导致了性病诊疗市场的混乱，从而带来了对性病的误诊、错诊以及对疫情的误报、重报，都已经清楚地成为单纯性产业以外“性病元素”。
福建游医的家族传奇
江苏省完善的交通网络成为“游医”这门依赖人流、物流的生意更容易生长的另一个背景。江苏境内以南京、徐州为枢纽，有北京至上海、南京至芜湖、连云港至乌鲁木齐三条铁路干线通过，旅客列车可直达国内40多个大中城市，快速火车由南京至上海仅需两小时30分钟。
在南京做皮装生意的浙江海宁人孙波告诉记者:“因为直接进入上海的各项成本都过于庞大，大多数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生意人都会选择把控制江苏地盘作为最终操纵整个华东地区商业网络的‘跳板’。”从80年代中期就开始看好“性病治疗”生意的福建游医也不例外。
最早来到江苏，后来在这上面做得最大的福建人叫占金昭，福建莆田秀屿镇马厂村人。
占金昭最初的经营手段仍属于早期的“游医方式”:在厕所、电线杆等地方贴“包治性病、皮肤病”广告。因为长期生意不景气，他放弃了性病治疗，在江苏扬州的街头卖了两年年糕。90年代初，江苏的梅毒发病率开始回升，占金昭也重拾旧业，干起老本行，并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进入扬州市两大医院－－第三人民医院和工人疗养院的皮肤科。占何以凭借一穷二白的家底很快在江苏性病市场上立足？居间的具体操作过程现在已经很难有人说清，但江苏性病防治单位的人都回忆到一个具体细节:在占的势力迅速生长时，扬州发生过几起外地人群殴的流血冲突，没有多长时间，扬州地区一些中小型的皮肤病诊所都逐渐挂上了“占”字号的金字招牌。
从记者掌握的材料无法确认江苏占金昭和前几年在王海打假中被警方端掉的占国团非法游医集团有什么直接的血缘联系。仍有充分的迹象显示，在占国团垮掉的1998年，占金昭也在江苏境内销声匿迹。然而，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皮肤科仍在继续运作，名称叫做“三院泌尿疾病治疗中心”，并且依旧“铺天盖地的性病广告，并向江都、高邮、仪征等县市辐射式扩散”。而记者了解到，在双方合作协议签字的另一方正是占国团经营数十年的“福建闽南医疗设备投资公司”。
占金昭在江苏的发迹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传说。没有人能弄清占金昭到底有多少资产，到底在江苏多少个地方经营了他的生意分点。一个说法是，占金昭现在去了加拿大，并转移了他的大部分家当。另一个颇有意思的形容是，“占金昭的发家史也是江苏省性病的飙升史”。而以占为代表的第一代福建游医更现实的一层影响可能是:对不断来江苏“性病市场”淘金的福建人，占成为一个榜样和诱惑。在占后面崛起的一代福建人里，甲医院的陈经文是个典型。比较两代游医，蒋辽远说，这一代福建人的生意做得“更大”、“更合法”、“网络更完备”。
从1998年起历时两年，全国性病麻疯病控制中心疫情室的研究人员龚向东和他的同事开始对性病门诊承包情况展开全国性调查。龚向东向记者出示了这份尚未完全公开的报告，情况让人吃惊:“江苏省78个政府指定的皮肤性病专业防治机构中69%被承包。”
在这个意义上，新一代福建人里已经没有了严格定义上的“游医”。“与前代游医最大的区别是这一代福建人已经不需要‘坐堂’而只负责经营，他们更把‘性病医疗’当作一种生意来做。”
被许多福建人找上门来要求承包联营的高邮皮肤病防治所所长顾昌林告诉记者:“完善的生意网络使得他们可以迅速融集大量资金，钱在极短时间内从分散的各地向大老板那里汇聚”，“拿下一个小型诊所一般需要20万元，拿下一个地级市的综合医院大约价位在100万元左右，而通常的情况是，生意刚谈成，钱就用麻袋拎过来了。”
南京的性和性产业
被描述为“十里秦淮”的南京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火爆的夜生活场面。12点不到，各个商场、酒店、茶楼都陆陆续续地打烊，街上的人已经相当的稀疏。在不多的卡拉OK厅、迪厅里面热闹着的也就是一些正在兴头上的小年轻，成群结伙地出入，勾肩搭背，并没有更多离谱的举动。
2月28日凌晨，记者打车从南京中山路到建宁路把城南、城北逛了一圈，大多数容易与性交易发生联想的场所，像洗浴中心，一般在凌晨两点钟之前都关了门。到近郊的路边饭馆，才看到有三三两两的女人在路边揽生意。这使南京的夜晚安静得让人觉得有些循规蹈矩。司机告诉记者，南京更多的色情服务是打着公开名号的，去年底，南京警方在一次扫黄运动中刚端掉一个以“心理研究所”为幌子的卖淫窝点。据称，这个当时在南京刚刚开办一个月的“现代心理研究所”，从全国各地招收的从业人员就有200余人。
记者了解到，早些年，作为江苏境内无锡、苏州等几大国内重要景区旅游线路的汇聚点，南京一些星级宾馆的生意相当红火。许多南京人反映，当时玄武湖边上一家四星级旅游涉外宾馆通宵达旦会有浓妆艳抹的女人出入，“来这里消费的多数是外地客商，偶尔也会看到些外国人”。这些被旅游业招徕来的性生意从前几年的数次大规模严打之后，开始逐渐收敛阵线，“多数宾馆变得很规矩，个别在晚上10点钟之后开始的艳舞表演算是最过分的‘擦边球’，不过也都小心翼翼。”“但客观上来看，江苏省‘性病’问题的严重和80年代中后期江苏旅游市场的极度繁荣是呈正比的，来自苏北农村、安徽、浙江和云贵川的‘小姐’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南京。”在南京居住了30年的中国性学会理事储兆瑞说，“通过旅游经济的拉动效应让苏南带动苏北发展的想法，使这一方面的政策口子一度时间相当宽松。”
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江苏警方对色情业打击力度的加强引起了整个南京地下性产业消费格局的变化。南京市区类似“洗浴中心”、“足疗按摩”和“洗头房”这些以现场交易为主要形式的性交易场所和“坐台”式的经营方式都已经不为嫖客和“小姐”们所选择，因为“风险太大”。
原先集中于南京娱乐服务业的“小姐”开始出现分流:姿质稍差的一般在南京和周边县市交界的城郊结合带活动，服务对象主要是一些建筑工棚的外地打工人和过往的货车司机，价格便宜，“一般在20元左右”。“(小姐们)每天接客的次数在五到十人次，基本上都是无保护性交”;素质好一些的则进入上档次的星级宾馆的“按摩中心”工作，因为“多数情况下，这里的客人相对干净，被查的可能性也小很多”。
许多有身份的南京人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系数”，选择了“异地交流”的方式。一位南京官员向记者介绍，一到周末，会有许多公车开出南京，它们的目的地一般是马鞍山、芜湖、杭州、宁波这些与南京交通便利的外省城市，据说，都是为了“找乐子”。“那里的小姐‘安全’、‘漂亮’，有许多苏南和南京本地女孩”。
南京市市政公用局局长朱自强成为第一个因为沾上这种性交易而被撤职的人。
朱自强在南京的家喻户晓不是因为他在任期间所做的政绩，而是去年11月26日他在浙江宁波喝了通酒，和其他4个下属官员在当地一家酒店夜总会里大叫“我们要玩小姐关你们屁事”，然后他们把夜总会里的四名服务员硬拽进了包厢后关了灯。据当事人的笔录记载，在服务员的不断反抗和呼救中，“五个人撩起她们的衣服，上下乱摸”。
尽管后来让这桩丑闻被广泛注意的是南京政府“纠风办”随后组织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朱自强在强烈的民意声讨中下了台，事情本身的“桃色性质”和消费地点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这一事件客观上在一个特殊消费群体内暂时遏制了这类的“性消费”行为，有人向记者反映，今年以来，马鞍山、芜湖等地的娱乐场所前挂“宁”字牌照的公车已经减少了大半。“然而，这让这一群体和这种感染性病的方式变得更为潜在和不引人注目”。
目前，南京市更庞大也更难确认其交易性质的是一种被称为“公关公司”的情感服务产业。
“还没到挂牌应召的地步，但交易的性质完全取决于客人是否会有进一步暗示。”暗访过这类公关公司的江苏电视台“大写真”记者李崇德粗略算了一下，这些公关公司仅在南京各大报纸登广告的就有30多家。
这种颇为暗晦和特殊的交易方式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性伴结构:一个“小姐”会有许多固定的熟客，而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客人也会固定找几个“小姐”。全国疾病控制中心王全佩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性病正是在性关系的错综混乱中找到了最理想的传播路径”。
一位南京卫生部门的官员表示了他的忧虑，“这种性质上暧昧不清的服务业实际上在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着巨大消费力的潜在性产业，而让人头疼的是，这种‘办公’式的坐台和出台方式使警方根本无计可施，而它的潜在状态让我们要进行健康干预也变得相当困难”。
靖江的安全套运动
靖江是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推广“100%安全套”的两个定点城市之一，另一个是湖北武汉。在江苏选择靖江，主要考虑是靖江的交通便利、经济条件和开放程度介于苏北和苏南之间，比较具有典型性。
记者到靖江的时候发现，靖城镇装置的四个安全套投放机已经有三个吐不出安全套，还有一台机子被撬坏了外壳，听当地人说，因为有两台投放机离一所小学比较近，许多小孩放学后拿安全套灌水玩或当气球用。
靖江市防疫站门口立着那幅濮存昕作为“防艾宣传大使”的广告牌，据说这是靖江“安全套运动”惟一的宣传道具，“以任何方式宣传都怕有伤风化”。
“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靖江市卫生防疫站站长杜亚平告诉记者，“去年，我们最初打算在推广活动之前搞的‘基线调查’，定在7月份，主要是弄清楚在靖江这一地方到底有多少性服务场所，性产业从业人员的基本数目，性生活方式以及就医方式的基本情况。”“没想到整整三个月我们一个人也找不着。”
问题出在2001年6月4日。江苏省公安厅直接出动了近两百名警力把靖江市所有的娱乐场所搜了个底朝天，事后人们得知这次突然行动是与一起重大强迫少女卖淫案有关。“因为碰巧这次推广活动刚刚启动，当时，我们工作组的人特别害怕，以为是冲着我们来的。”杜亚平说，“我们宣传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几乎所有可能有色情服务的场所都关了门，勉强经营的酒店里也找不到任何‘小姐’。”
尽管工作组进行安全套推广宣传的时候，靖江市警方基本保持“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防疫站推广工作组的处境仍然很尴尬，遇上严打，他们的工作就得中断。原来集中在一些场所从事性服务的“小姐”分散到城郊和农村的各个角落。“我们甚至根本没办法进行效果评估”。
一位当地卫生部门官员向记者分析在中国推行这种安全套运动的困境，“除了中国人对性特有的羞涩之外，绝大部分不是认识上而是经济利益上的原因，各地疾病防治单位的医生和公安部门的警察，有很大一笔收入都间接来自性产业，这是许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现实”。
一些数据
*目前中国男女性成熟比10年前提前了一年，为12～13岁左右，最早月经初潮在9岁。((《人之初》，2000年11月)
*中国大陆青年初夜年龄为21.9岁,为全球最保守，美国最开放，是16.4岁。台湾地区青年首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是17岁。(《中国青年研究》，北京，2000年5月)
*自1998年以来，在北京妇产医院接受中期引产的女性中，50%左右是未婚，其中20岁以下的占14%。◎1996年，上海中医药大学樊民胜教授等对上海5000名大学生抽样调查，赞成婚前性行为的男生为79.3%,女生59.4%;赞成婚外性行为的男生50.8%，女生45.4%，接近美国60年代水平。
*《青年探索》(广州，2000年5月)报道，对上海七所大学700名大学生调查，7.2%的大学生有过性行为，1.9%正在同居，其中大四学生有性经历的人数为13%。另有研究者对500名女大学生进行为期4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女大学生有性行为者比例随年级递增:大一:7%大二:13%大三:20%大四:25%
性病依然是我国“一个较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性病流行谱
梁国钧掌握的数据是:解放初期中国主要流行的性病是梅毒，占到60%左右;而到了现在，艾滋病又“太有名”，还容易致死，因此人们常常忘了性病还包括淋病和梅毒。
不过这种距离感很快就会被直观的中国性病图谱打消。在图谱中，梅毒是一条陡升的曲线－－梅毒的增长幅度很大:自1979年我国再次报告梅毒后，报告病例数逐年增多。在1993年到1999年之间成倍增长，年均增长85%，2000年全国梅毒报病数为80181例，是1993年的40倍。
2000年我国8种性病的构成已发生改变，其中淋病第一，占33.25%，梅毒位居第三，占9.33%。在1999年以前，我国性病的流行就基本以淋病为主。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性病研究所梁国钧记得，1977年湖南出现一例男性淋病患者，这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结束了1964年中国宣布“基本消灭性病”后十几年的无性病历史，性病由此迅速蔓延。梁国钧说，“那时连我们学医的都没有学过性病，那个经常往返于广州与长沙两地的湖南人，最初被确诊为尿路感染。但用了一段时间的常规药物治疗后，医生们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一个年纪较大的医生推断是淋病，但是没有相应的技术手段支持他的说法，最后请出一位解放前曾看过性病的老大夫，老大夫反复看了片子后才一锤定音。”
性病流行谱充满变数。王千秋说，2001年前3个季度全国NGU(非淋球菌性尿道炎)的报告病例数已超过了淋病，位居第一位，这几乎也反映了2001年整个的趋势，而在2000年，天津、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市的NGU的报告病例数就已经超过了淋病，位居第一位。新的排序是;NGU、淋病、尖锐湿疣、梅毒和生殖器疱疹等。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戴志澄指出，性病已经跻身为我国三大传染病之一。
疫情蔓延是全球性的。50年代的美国与全世界,梅毒和淋病是仅有的两种重要性病,其他种类性病几乎只在娼妓中发现。然而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间,性病流行已经从两种扩大到二三十种。有些情况已经严重到以前只能在娼妓与嫖客中发现的性病,现在也在一般年轻人中普遍出现。有一个数据说,淋病以及其他性病的感染率,在15岁到19岁的年轻女性中保持最高。在我国的性病发病年龄也逐渐呈现低龄化趋势，媒体报道说，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以无业、中专职校及大学生为主)发病率约占总数的30%。
“性”化社会
流行病学专家们掌握着性病传播途径的一种社会因素推导公式，根据是男女患者的比例。梁国钧介绍说，一般认为，如果男女比例相似，说明性乱行为已经相当普遍;如果女性比例低于男性，则说明性产业是主要原因，而目前我国性病男女患者的比例是1.4比1－－按流行病学的观点，性产业与性乱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无论性产业，还是性乱，都明确地指出了传染源－－传染源既包括性病病人，也包括无症状的病原携带者。
卖淫妇女－－比较无歧视的称呼为“性工作者”，她们是性病传播的核心人群。“核心”体现在她们具有的高患病率上，梁国钧说这个高危人群的性病发生率可以达到15%。核心人群向外传播，嫖客起了一个传播的“桥梁”作用。嫖客及其家属因“经常有此类危险行为”，被归为脆弱人群之列，他们的性病发生率在5%～8%左右。性病患者的性伴，作为潜在的重要传染源，在性病控制上起重要作用。一个易被忽略的人群是:无症状性病感染者，在维持性病的流行中这个人群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女性，比如70%以上的女性感染淋球菌和衣原体可以无症状。
王千秋说:“在我们对门诊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来，出差在外的和出门打工者就诊率相当高。”北京市性病防治所办公室副主任刘惠介绍了北京市性病投病者的基本排序:在前几位的是个体户、干职人员、无业人员、工人。这些不同的人群患上性病的一个共同因素是区域间的流动。”
更多的越轨性行为难免会有更多的感染性病的机会,一项调查显示:在性病患者中,按人口所占比例计算,个体经营者、私人企业主之类的先富起来者位居首位－－嫖娼已经成为先富起来的男人们的某种常规行为。王千秋说在国外还有一个有趣现象，收入阶层不同，所患性病也不同，淋病人群一般为收入较低者，而NGU则集中于收入较高者。
龚向东还提出了“年轻型”金字塔人口结构与性病的关系问题。“20～40岁的性活跃人群所占的比例越高，性病越易发生流行”。他说，我国人口结构今后多年仍将以“年轻型”人口金字塔结构为主，即20～40岁的性活跃人群仍将占35%～40%，这个人口结构恰恰是性病流行的“危险型”人口结构。
从各种社会环境因素考量，性病在人群中流行，而且其流行速度的攀升成为一种趋势。夏国美说，在1990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性病防治大会上她就指出:消灭性病是不可能的，控制也是不可能，我们要做的是降低发病率，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
惩罚与保护
就在社会大众大体上都不明白性病的风险与后果时，很多人已经染上了性病。性病问题首先成为一种医学问题。不过龚向东强调，性病其实也是由细菌病原体引起的，只是感染部位不同－－生殖道牵扯到了性，就涉及到了伦理道德，实际上这个病可以预防，可以“像治感冒一样，甚至比感冒还好治”。
但是在治疗过程中却形成了恶性循环:性病流行形势严峻，而性病医疗服务市场又严重混乱－－这里成了私人牟取暴利的主要场所，从而加重了性病进一步流行。刘惠说，任何一种性病的诊断治疗过程，直到病愈的花费不应当超过1000元，而梅毒可能只用100元就够了。但实际情况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10年中，游医和巫医用自己制造的“药粉”，每诊治一例性病病人收取100元到400元不等。到了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在游医、巫医及个体诊所形成的性病医疗服务市场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挂靠、承包门诊，而到了90年代的后半期，承包门诊则唱起了主角。刘惠说这些私人诊所的要价是:打一个点滴300元到400元，而点的药可能只是一些糖水、盐水。而承包挂靠的诊所通过寻求合作的方式，利用原有的正规医疗单位的一整套的审批手续，堂而皇之地进行性病治疗:一般他们每年向区级医院缴纳20万元到40万元数目不等的钱，而包括进药渠道等与经济相关的方面都由他们把持。
龚向东说，他们对全国24个省份的1516家公立医疗单位开设的性病门诊调查时发现，有63.3%的性病门诊被私人承包,而这些承包性病的门诊大多以协议处方治疗,一般每个病人治疗费至少4000元。梁国钧补充的情况是，就是在正规的医院中也存在检测手段混乱的情况，除了技术原因，更多的是利益驱动，“结果假阳性满天飞，很多人都成了性病患者”。
对于诊疗市场的规范，是公共政策中着重于以“治疗”－－事后行为的干预上;大多数学者则更赞同直接干预个人高危行为的事前干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景军说，社会公共政策在控制性病中肯定要起到作用，问题是现在是惩罚型的政策，而不是从管理的角度出发。
公共政策直接反映的是国家成本的付出。王千秋记得在1997、1998年前，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少，“还不如越南、泰国这样国家投得多”。艾滋病的出现，死人的可能转变了政府的重视指数。而最主要的一点是，王千秋说，性产业确实是中国性病的源头。
对于这个源头，国家的态度是，夏国美说，“在坚决取缔的过程中防治性病”，所以针对卖淫嫖娼的专项行动一波接着一波。打击需要花费的成本相当可观:昆明市公安局冒锡昆副支队长说，每抓一个三陪女，基本国家要付出400元到500元左右。公安方面的调查经费是一方面。夏国美的说法就是“要伏击，要证据，要收容，要审判”，而对于那些收容教养的人的费用则更大，“原来看性病的钱是几十块钱，后来有关部门涨到了120多元钱，所以现在的费用越来越高”。冒锡昆说去年他们支队搞了一个案子，一次抓获了22个人，花去了18200元。
昆明市去年出台了一个新的打击方法，“一次性死亡法”－－打击的对象由卖淫女和嫖客变成打击“老板”－－有卖淫嫖娼行为的行业场所中，提供这种性交易的老板。冒锡昆介绍，去年一年昆明市一共“一次性死亡”了60家。改变的动力有一个无奈的原因:扫黄不能治本。龚向东说，扫黄确实使性病的门诊量下降了，不过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扫黄是用“堵”的办法，将其扫到地下，但是没有从根源上清除掉，因为没有教人怎样去预防。
景军说，中国的性产业这么庞大，形式又这么隐蔽，政策付出的代价太大。（完）
《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