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最高权力核心的专制国家。共产党员担任从国家到地方的几乎所有政府、警方和军方机构的最高职务。最高权威属于政治局委员。领导人强调必须维持安定和社会秩序，并且致力于永久维持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及其等级结构。公民既缺少和平表达对共产党为首的政治制度的反对意见的自由，也缺少更换国家领导人和政治体制的权利。社会主义继续是国家政治的理论基础，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近年来已经被经济实用主义所取代，经济权力的下放也增加了地方官员的权力。党的威力主要依赖于政府维持社会安定的能力、激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由共产党控制人事、新闻媒介和治安机构，以及不断提高大多数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宪法规定司法独立；但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党和政府经常干预司法程序，在很多引人注目的政治案件中，党和政府规定裁决结果。
治安机构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人民武装警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国家的司法、检察和刑事系统组成。治安政策和治安人员造成了大量侵犯人权的事件。
中国继续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虽然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仍然占支配地位，但政府已经使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允许私人企业家扩大经济活动范围。1999年对宪法的一项修改正式承认私营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中的30-40%来自私营公司。7月1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表示，中国共产党应吸收包括企业家在内的个人入党，不管他们有多少财产。这个举动遭到了党内强硬派的批评。中国拥有庞大的工农业，是煤炭、钢铁、纺织品和粮食的主要生产国。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电子产品、玩具、服装和塑料制品。中国在这一年中满足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先决条件。贸易和外国投资正在帮助迅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7.3%；人口约为13亿。
中国经济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国有企业和银行系统的改革、日益严重的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的需要以及地区经济差异等问题。近几年，大约有8千万到1亿3千万人自愿离开农村去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即所谓的"流动人口")，但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在工业部门，国有企业继续裁员，在总数约为2亿人的城市劳动人口中，据估计失业者有1,500万人。全国各地工人继续不时组织抗议解雇或要求发放拖欠工资和福利费的活动。沿海地区和内地的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2000年城市人均收入为759美元(6280圆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了6.4%。农村人均收入为278美元(2300圆人民币)，根据官方统计，增长率为4%。不过，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企业家享有的更大独立性、以及非国有产业的扩大，增加了工人选择就业的机会，并明显减少了国家对公民日常生活的控制。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下的人口总数继续下降。根据官方统计数字，有3千万人生活在贫困中；而世界银行采纳不同的标准，估算出贫困人口约为1到1.5亿。
政府的人权记录在整个一年中一直不良，政府继续进行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政府继续迅速镇压被认为对政府权威或国家稳定构成威胁的个人或团体，不管是宗教性的、政治性的、还是社会性的。试图公开表达不同政见和宗教观点的公民仍生活在受压制的环境中。总体来说，政府仍然不尊重宗教自由，并继续镇压未注册的团体，包括地下新教和天主教团体、维吾尔族穆斯林和西藏佛教徒。未注册的华南教会的几位领导人于7月份被捕并随后被判处死刑；这些判决中有些暂缓执行，有些正在上诉中。也是在7月，政府逮捕了香港商人黎广强，并指控他把《圣经》偷运进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不经法律程序杀人、使用酷刑、虐待囚犯、逼供、任意逮捕和羁押、长时间的单独监禁以及拒绝正当法律程序等。多数监狱的状况仍旧恶劣。在许多案例中，特别是敏感的政治案例，司法系统拒绝给予刑事被告基本的法律保护和正当法律程序，因为政府更注重维持公共秩序和镇压政治反对派，而不是贯彻法律标准或保护个人权利。中国政府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中国政府继续实行限制家庭子女数目的有时带有强制性的政策。政府继续严厉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加强对因特网的控制；新闻人员的自我审查仍在继续。中国政府严格限制集会自由，并继续限制结社自由。政府继续限制宗教自由，并加强了对一些未注册的教会的控制。政府继续限制迁移自由。公民没有以和平方式更换政府的自由。政府不允许独立的国内非政府组织公开监督人权状况。对妇女使用暴力(包括实行有时是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包括强制堕胎和强迫施行绝育手术)、卖淫、歧视妇女、虐待儿童以及歧视残疾人和少数民族，都是存在的问题。西藏和新疆持续存在特别严重的侵犯人权的情况，这两个地区均加强了保安。
政府继续严格限制劳工权利，监狱设施实行强迫性劳动仍是严重问题。由于成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乡村地区继续存在童工问题。贩运人口是严重问题。
任意逮捕和拘留也继续是严重问题。由于政府严格控制信息，因此不可能准确确定遭到任意逮捕或拘留的人士的完整数目。根据国际新闻报导，有20多万人未经司法审议而在劳教所服刑。另外还有数千人被监禁。政府拒绝承认关押任何政治犯或宗教犯，并坚持说，当局不是因为政治或宗教观点而关押这些人士，而是因为他们违反法律。然而，当局继续因政治和宗教理由拘留公民。在过去一年，政府利用颠覆和威胁国家安全的法律威胁、逮捕和监禁大批政治、宗教和劳工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前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和主张艺术自由的活动人士、倡导法律改革、直接和公开反对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人士。两年来的以宣传运动、殴打和监禁为标志的严厉压制导致数千名法轮功的组织者和信徒被监禁在劳教所或监狱，其中大多数人没有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多种信息来源报导说，由于酷刑或虐待，200多名法轮功信徒在监禁期间丧生。
2000年，政府官员称，依打击反革命活动法而服刑的有大约1,300人，而反革命活动罪已经不复存在，其中许多人是因为以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政治观点而被监禁。据大赦国际组织的统计，仍然有211人因参加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的游行活动而被关押在监狱。自1998年12月以来，中国民主党至少有30位领导人被控颠覆罪而被判处长期徒刑。
当局提前释放了数名政治犯，他们当中有张杰(音译)，韩立发，郭海锋，曹茂冰和马哲。其他如3月份被释放的中国民主党活动人士周勇军等人，是在刑满之后获释。到年底，仍然有数千名政治犯 ─ 包括安树新主教、蔡桂华、韩春生、李必丰、刘京生、秦永敏、沈良庆，查建国，王友才，许国兴、方觉、徐文立、张林、张善光、赵常青、住持恰扎仁波切、晋美桑泊和阿旺桑珠(详见西藏附录) ─ 因和平表达他们的政治、社会或宗教观点而被监禁，或遭到其它形式的拘留。有些已经刑满释放的人被置于监督之下，不准就业或恢复正常生活。当局还骚扰和监视异议人士的家属。
政府于4月份开始进行"严打"犯罪的全国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同时也把一些异议人士、分离主义人士和地下教会成员作为打击目标。这一运动在新疆进行得非常猛烈，被政府视为"分离分子"的人受到打击。"严打"运动的一个特征是拘捕嫌疑分子和举行群众判决大会。到去年第三季度，国内新闻媒体报导表明，有2,000人在这场运动中被处决。政府视死刑人数为国家机密。
未经官方批准的宗教团体，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团体以及非传统宗教团体的成员，继续遭受程度不等的官方干预、骚扰和迫害。政府继续贯彻所有宗教活动场所必须向政府登记或被置于官方"爱国"宗教组织监督之下的规定。在某些地区，当局根据国家政策竭力控制未经批准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活动；宗教祈祷活动遭到驱散，教会领导人和信徒受到骚扰，有时被罚款、拘留、殴打或施以酷刑。到年底，仍有一些宗教信徒因为他们的宗教活动而遭关押。在某些天主教徒集中的地区，政府同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教徒之间的关系因地而异，在有些地区，教徒一起祷告，在另一些地区，天主教徒间分歧很深。在其它地区，登记和未登记的教会受到当局的同等对待，没有或几乎没有关于它们的日常活动受干扰的报告。西藏的人权状况仍然很差，政府继续进行对支持达赖喇嘛的僧侣和尼姑的再教育运动。不过，2000年实施的对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徒的严格限制在本年度有所放松。地方当局强制迁移西部四川省色达佛学院的数千名藏传佛教尼姑和僧侣。
政府严格管制出版物的成立和管理，控制广播媒体，检查外国电视广播，时而干扰海外电台信号。在本年度，几种出版物因出版政府认为不合适的内容而被查封或受处罚。新闻记者、作者和研究人员受到当局的骚扰、拘押或逮捕，其中有几人遭到解雇。尽管如此，新闻记者在本年度揭露了一些掩盖问题和官员腐败的事例。政府放松了对有线电视的控制，允许一些城市的用户收看不受检查的海外新闻节目。尽管因特网在中国不断扩大，但是政府继续竭力对因特网内容实施监督和控制，设立了针对因特网的一些新规定，很多网站，特别是有政治敏感性的网站和外国新闻网站，被当局关闭或封锁。
司法系统不独立。在本年度，政府采取了纠正司法程序中的体制性弱点的措施，以使司法体制更能够对公众的监督负责；但是，过去几年通过的新的条例和政策仍没有使中国的刑事程序达到国际标准，在对异议人士及宗教领袖和信徒的处理中频频枉法行事。不过，在刑事审判中被宣判无罪的人数比例不断增加，而且，政府采取措施使无经济能力的人比较有可能雇得起法律代理人。政府也继续向帮助中国改革司法制度的联合国组织、西方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保持开放。一些律师、法律学教授和法学家继续公开要求使披露文件制度透明化、废除逼供，确立无罪假设，司法系统独立，保持沉默的权利以及改善行政法，使公民具有反对政府违法行为的手段。
美国参考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