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山小学校长许凤英表示，诵经工程的开展也是一项素质教育，它将潜移默化地提高孩子的语言功底、文学修养和鉴赏能力，培养读书意识；同时，中国传统的古诗文经典不但韵律优美，还含有许多深刻的道德教育的内涵，这对孩子的品德培养也大有裨益。
为此，五山小学制定了周密的“诵经”计划：一、二年级学生每天学一句名言，每周学一首古诗；三至五年级学生加倍；诵读活动的时间取每天晨会及中午“红领巾广播”时段的各5分钟。每天用十分钟时间，背诵一句古诗名句或《四书》、《五经》里的名言，孩子们捧著书本互相考问，比谁背得好、背得多───这已成为五山小学校园的独特风景。
大道废，圣人出；国将乱，读经书。纵览史籍，每当礼崩乐坏，天下纷攘之际，统治者在使用严刑竣法治乱世而不得之后，必然祭出孔孟儒家的招魂燔，尊孔读经，德治天下，以收拾世道人心，挽危楼于即倒。远的不说，即以民国初年的几幕尊孔读经丑剧就可说明这一关系。
辛亥革命后，盗世奸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为了巩固政权，实现袁氏的“洪宪”皇帝梦，1913年6月产23日，北京政府发布了《大总统尊崇孔圣令》，向全国发出了恢复封建礼教的号令。
紧接着，教育部定孔子诞辰为圣节而致电各省都督，在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立身大本”。1914年2月7日，袁世凯发布了《规复祭孔令》，通令“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仍从大祭，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天祭一律。京师文庙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文庙应由长官主祭”。9月28日袁世凯率领百官，在孔庙演出了一场“祭孔闹剧”。接着，各地的封建余孽纷纷建立“孔教会”、“宗圣会”，并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1914年5月，封建遗老、安徽巡按使倪嗣冲上书大总统提倡经学教育，针对以蔡元培为教育总长的教育部没有将经学列入国民教育课程大放厥词。
倪嗣冲认为，“今日何犯上作乱之多也，教之不知改，杀之不知畏，其敢于犯上作乱者必自不孝不第始也。”“夫医者治病，必按脉切理，求其病之所从入而诊治之，则应手立效。今学堂不重读经，乱之所生，即病之所入也。果能改良，以读经为本，以余力习有用之科学，即戡乱之上策，治病之良方也。”
针对有关教育家认为“诸经篇什太繁，强幼稚记诵，则太伤脑力，非卫生所宜”和“群经义理太深。幼稚知识简单，难于领悟”的理由，倪嗣冲反驳道，“读经必自幼学始，物之生也必蒙。蒙以养正，如水然，决渚东方则东流，决渚西方则西流。”“中国诸儒经说，浩如烟海，然五经正文，共四十三万一千九百八十一字。以中人之资，日读三百字，四年可以读遍，以八岁入学计之，无怠无荒，即中人以下之资，年至十五，未有不成诵者。历代鸿儒，类享大年。旨酒腐肠，娥眉伐性，古有明训，几见有穷经而致短命，作德而不润身者，则伤脑筋，防卫生之说不足信也。”
“义理之功，与年俱进，愈老愈明。诵读之功，与年俱退，少时之所学，及其老也，恒苦遗忘。惟十岁至十五，嗜欲未盛，性灵未开，教之善则善，习之恶则恶。听自由平等之演说，印入脑筋，虽杀身破家，趋之若骛。闻事亲敬长之正论，深入心理，亦必守死善道，甘之如饴。”
有感于“国粹渐消。世乱靡已”，倪嗣冲“殷□窃叹，不忍缄默”，“惟有吁请大总统特饬教育部改良教法，大学、中学、小学均严读经之令并通饬各行省地方。”
倪嗣冲倒行逆施的读经倡议，虽受到部分开明人士的反对，但却赢得了封建遗老遗少大声称道，孔教会立刻表示支持，要求“致函各省，力陈教育部毁孔蔑经之非”并“请其协同电告总统，依执事原议，注重经学，以正人心。并通饬各私塾，以备考送中学，庶几皎日明而爝火自息，正学昌而厄言自消。”
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教育部不得不对前清新政以来制订的“取经训为修身之格言，小学校内不另设读经一科”的教学大纲进行修改，除在修身课中增加了“群经圣哲垂训”、“史书传记所记忠义节孝之事”外，并明令将《孟子》、《论语》列入初小、高小的诵习课程。
回顾民初这一段掌故，不得不感叹历史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今中国，经过共产党五十年的专制统治，其道德合法性基础已彻底崩溃，社会秩序趋于瓦解边缘。官吏贪腐，假货泛滥，贫富对立，盗匪横行，道德沦丧，娼妓满街。面对社会乱局，共产党不是面对现实，自我革新，走世界民主政治大同之路，而是乞灵于中国五千年的封建统治术，企图以重典治乱世，以道德化万民。
小学生诵经书虽然是一个偶然事例，但它反映了中国当下的政治文化生态。江泽民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中共中央也颁布了《公民道德守则》。联系不久前荧屏上《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帝王戏的热播、两千年“中华世纪坛“的开坛典礼、江太子任中科院副院长、花巨资从美国买回来的“主席坐驾”以及今年中共“十六大”有关人事安排的种种揣测，人们不禁要问：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又要上演一幕祭孔、读经、劝进、登基的封建旧剧吗？
袁世凯只作了八十三天皇帝，江家王朝如果要上台，又能做多久呢？
